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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电影简史及其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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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4-30 10:02:0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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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电影简史及其批评
文\巴陇锋
(本文原刊于《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2007年03期)
  红军长征,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主力(包括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四方面军、二方面军、七军团、25军)被迫从长江南北各根据地逐步向陕北革命根据地进行的战略大转移。长征,1934年10月开始1936年10月结束,历时两年,行程六万五千余里,途经14省,翻越21座雪山,进行重要战役战斗600多次。红军长征出发时共20多万人,途中扩红数万,长征结束时保存约5.7万人。长征中,红军(尤其是中央红军)粉碎百万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炸,战胜无数艰难险阻,慎重正确地抵制了张国焘等分裂红军的阴谋,最终将革命大本营安在了陕北延安,这为高举抗日救亡旗帜,继续革命奠定了多方面基础。一方面军开始长征后,陈毅等领导部分红军就地坚持游击战争达三年。长征刚结束,徐向前等奉命组建“西路军”,开始了悲壮征程。
   自有了长征,就有了人类对长征的不懈索解。黑格尔说:“历史题材中有属于未来的东西,找到了,作家就永恒。”在长征文艺中,属于今天和未来的,是长征精神。列宁说:在所有艺术中,电影是对我们最重要的。[1]在众多的长征文艺作品中,长征题材电影(以下称“长征电影”)堪称我们“民族精神文化标本”。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外电影艺术家就开始聚焦长征。在胶片记录的历史上有许多过目难忘的名字:《万水千山》、《长征组歌》、《大渡河》、《祁连山的回声》、《金沙水拍》、《长征》、《心动岁月》……仅2006年就出现了《血脉》、《我的长征》等10多部片子。据笔者粗略统计,从1950年拍摄《翠岗红旗》始到2007年《革命到底》止,57年来,国产长征电影达54部,平均几乎每年就有一部作品。真可谓,说不尽的长征,拍不完的长征。长征电影作为影像长征和影像中国,有着多方面的认识意义和教育意义,它是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社会宣传和政治动员的有效组成部分。长征电影艺术的繁荣是当前中国社会文明和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象征之一。
   “伟大的艺术和它的环境同时出现,决非偶然的巧合……”[2]作为意识形态重要组成部分的长征电影的产生、发展、繁荣和深化,每一步都离不开中国的社会氛围,特别是“政治气候”。不同时期的长征电影,表现出不同的创作思考和各异的视点,进而表现出迥异的风格。本文在对长征电影艺术简单回顾的基础上,通过对长征电影的类型、主题流变(包括形象)、叙事策略、美学风范等的分析,历史地美学地评述长征电影对建构中国电影、中国文化和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并总结出长征电影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以利今后长征电影的进一步发展。
一、长征电影简史及其批评
    本部分从长征电影史及其分期分析两方面展开对长征电影的回顾。
(一)长征电影简史
    长征电影几乎与新中国人民电影同岁。1950年“上影”出品的《翠岗红旗》可视为第一部长征电影,但不是从正面表现长征。首部拍摄长征的电影始于1955年,八一厂拍摄的彩色长纪录片《在长征的道路上》和长影的长征故事片《暴风中的雄鹰》相继诞生,于1957年公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影片的艺术意义与政治意义不言自明。1958年,出现了《红孩子》,它以红军长征为背景展开叙事,第一次描写了南方游击队的斗争历史,作品明朗、生动、朴实,深受广大少年儿童欢迎。
  1959年是新中国电影的第一个高峰。被电影人亲切称为“难忘的1959!”[3]第一部有影响的长征电影——《万水千山》产生了。此片是新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反映红军长征壮举的彩色宽银幕立体声故事片。它从红军一军团二师四团某营的角度表现长征,通过影像描述,全面展示了红军飞夺泸定桥、突破天险腊子口等著名战斗场面,塑造了李有国的感人形象。“《万水千山》是一部有分量的表现红军革命斗争史的优秀影片。[4]”不仅在当时引起了“万水千山”热,而且在后来被不断重拍。
  1960年代四部影片最受追捧:《红鹰》(1960)里,红军过甘南藏族地区时女医生林华负伤,养伤期间向水深火热中的牧民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抗日救国方针,组织起了一支藏民游击队。《羌笛颂》(1960)中,红军女战士董永贞负伤留在羌寨,发动当地群众与敌开展斗争;她牺牲后,羌族游击队以她的名义继续战斗。《突破乌江》(1961)描述红一军团一师先遣团于1934年底1935年初突破国民党乌江防线的战斗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红军的战术和战绩。《金沙江畔》(1963)里,红军北上到达金沙江畔,蒋介石的特派员与当地大土豪勾结,制造“红军”抢劫藏族大土司桑格女儿珠玛的事件;红军不惜牺牲救出珠玛,粉碎了国民党的阴谋,顺利通过藏区。
   此外,1963年的《红河激浪》也颇堪一提。1965的《东方红》第三场《万水千山》以歌舞形式表现毛主席在长征路上的卓著贡献,堪称史诗。1961年的《风雪大别山》则不成熟。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全面展开[5],全国出现了 “八亿人民七年看八个样板戏”[6]的世界文化奇观。到了“文革”后期,在周恩来、邓小平等关怀下,电影工作者辛勤努力,拍摄了两部高标秀出的长征电影:《闪闪的红星》、《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
  《闪闪的红星》围绕潘冬子展开叙述,再现红军长征前后南方游击队斗争的历史,表现了主人公在党的教育下,由少先队员逐渐成长为真正革命战士的过程。影片艺术特色鲜明,叙事线索清晰,故事真实、完整,形象生动感人,表演本色自然,是一部思想、艺术和表演具佳的优秀长征电影,也是一部深受欢迎的儿童电影。该片1974年国庆节上映后,在全国产生了轰动效应,观众几近疯狂。江青也大声连呼“我可得宝了!”[7]该片经受住了时间考验,成为名副其实的“红色经典”。在复制技术便利的今天,它被制成恶搞短片、动画片,据它改编的20集同名电视连续剧,也将于2007年建军节和观众见面。
  1976年,肖华的《长征组歌》被搬上荧幕。它以歌曲大合唱的磅礴气势,征服了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国度的人们,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长征及长征精神的无穷魅力。
  粉碎“四人帮”后的1970年代末,长征影片数量不断增加,短短几年,就有《万水千山》(重拍)、《六盘山》、《冰山雪莲》、《山寨火种》、《赣水苍茫》、《北斗》和《曙光》等问世。影片题材领域有了新开拓,但质量尚待提高。
  在剧本短缺而又怀念经典的时代,重拍《万水千山》成为一种选择。其实,早在1969年,八一厂就重拍过《万》,但被江青 “枪毙”了![8]三拍的《万》,糅进了二、四方面军的若干情节。“但缺少了长征的残酷性和真实感,其艺术感染力大打折扣,其局限性也显而易见。”[9]
  1978年,《六盘山》讲述红军路经六盘山,带动当地回民觉悟的故事;《山寨火种》表现红军在贵州布依族地区宣传革命,让人民觉悟起来与敌斗争的故事;两部电影思想艺术进展都不大。《冰山雪莲》则通过红军在藏族的遗女的遭遇,表现了“成长”主题,是对前一阶段长征电影模式的重复,缺乏真实感。拍竣于1978而上映于1979年的《赣水苍茫》触及“肃反”问题,表现了红军某团指战员与王明错误路线的斗争,题材有所开拓,但流于概念化,缺乏感召力。
  这一时期,老艺术家沈浮奉献的《曙光》(1979),堪称新时期长征电影的第一束耀眼“曙光”。此片无论在电影观念、选材立意,还是叙事元素、审美关照点和片种方面,都有卓著贡献。同一年获得成功的《北斗》,信息含量和艺术含量都颇丰;《北斗》上集获文化部1979年优秀影片奖。这两部影片标志着“文革”后长征电影的苏生。
  1980年开始,长征电影出现繁荣局面。《大渡河》(1980)细腻展现了红军飞夺泸定桥等战斗,在视角选取、叙事元素、美学追求方面都有大突破。同年的《血沃中华》描写方志敏在狱中与敌斗争的感人故事,凸现他刚毅顽强的英雄气节。1983的《四渡赤水》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以真实史料为依据,表现遵义会议后重掌军权的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河、摆脱敌人战略包围的壮举,歌颂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影片以较出色的人物饰演、流畅的影像叙事,赢得了赞声,1983年被文化部评为“优秀影片奖”二等奖,次年又获第四届“金鸡奖”特别奖。
     题材有所开拓,并在纪实美学方面与《大渡河》表现了相同沉实风格的,是以下影片:《梅岭星火》(1982)第一次以影像方式正面展示了南方游击队辗转斗争的艰难苦状和动人气魄,并第一次成功塑造了陈毅同志形象。《红线》(1983)讲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伤员留下来打游击的故事。《红叶铺满小路》(1983)以真实故事为依托而加以演化,歌颂了巾帼英雄的飒爽英姿,风格凄凉、悲壮而崇高。同一时期,表现女红军的影片还有《张琴秋》、《红魂·1935》、《巴山儿女》等,女红军题材一时间热了起来。
  1984年,《祁连山的回声》、《姐姐》,以深沉凄美笔触,感人地展示了这些冰山雪莲的傲人丰姿和铮铮铁骨。前者第一次表现西路军的故事,以感人至深的影像叙事,张扬了一种人性的光辉,进而获得了人道上的胜利;后者选材、视角和叙事策略都略同前者,只是风格稍显低沉,因此 “无疾而终”。此后,西路军影片便不绝如缕地点缀着长征电影长河,成为十分感人、弥足珍贵的影像叙事。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以艺术片演绎长征的电影。如1985年的《中国革命之歌 》,该片并于次年获第六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特别奖。
     “精英审美意识与大众期待视野的融合,产生了一大批‘叫好又叫座’的影片,形成了中国电影在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新格局。”除艺术电影的短暂辉煌和商业电影浪潮外,主旋律电影持续发展,但是,主流意识形态在银幕上有“缺失”的危险[10],录像业开始起步的1984年,电影观众就减少了52亿人次。[11]这种情况下,长征电影出品数量有所下降。不过,影片的角度、风格、视点越来越多样化。
  1986年的《草地》中,三个方面军的掉队指战员互相鼓励,走出险恶的草地,作品“以小见大”,凸显了红军团结战斗的革命意志。1987年的《马蹄声碎》以对红军战士个体感情世界的渲染之笔,使历史更具象化和感悟性。跋涉中,两个战士为寻找食物葬身江水,另一名战士长眠草地,幸存的5名女兵终于追上了大部队。透过她们种种独特的心理和行为,观众深深感到巨大人格力量。此片在艺术上的步子迈得很大。同年出品的《不沉的地平线》没有直接描写战争场面,而以一位老红军的回忆为主线,塑造了一个类似于“多余人”的红军形象,具有开创性。1989年,长征影坛终于再次收获了一部儿童片《少年战俘》。此片讲述西路军失败后,少年先锋营营长欧阳石和战友历经磨难,最终仅唐宝元只身奔向延安的悲壮故事,叙事洗炼,风格浓烈、悲壮,特具感染力和视听审美效果。
   1989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国家对电影控制更严格了,如1990年吴子牛执导的《大磨坊》的波折[12]。长征电影一度出现了短暂停滞,此后的五年时间仅生产了一部《金沙水拍》(1994)。《金沙水拍》具有多方面的开创,此片虽在重拍“长征戏”,却用“新视点描绘长征,新笔触塑造伟人”,[13]堪称长征的“另类叙事”。作品写人突出人情味,叙事富于传奇性,影视语言运用娴熟,风格平实、奇崛、浪漫,产生了陌生化效应。
   1996年3月23日至26日,全国电影工作会议在长沙召开,会议强调要实施电影“九五五零工程”精品战略。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保证下,出现了革命史诗巨片《长征》等经典之作。这批影片不仅出色完成了巩固国家意识形态的任务,而且也满足了观众“集体无意识”的英雄梦想,并形成了一套与好莱坞电影截然不同的叙事模式。[14]
  《长征》由广西电影制片厂1996出品。此片从筹备到完成费时八年,影片首次揭示了长征路上革命内部尖锐的路线斗争,以磅礴的气势再现了长征历史,展示了人类的生存意志和非凡勇气,并把焦点对准长征中的核心人物——身处逆境,充满自信、真诚、激情且足智多谋、力挽狂澜的毛泽东。对历史情景和细节的诗化处理使影片特具感染力。影片荣膺“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百花奖”、“华表奖”。
  1996年的《彝海结盟》彻底抛弃了虚构的基层战士的矛盾线索,而把镜头延伸进领袖层面,展现他们在长征道路上的巨大精神压力和激烈心理交锋;这远比文革前影片中的“战壕真实”更容易找到戏剧冲突,成为今后长征影片的主流趋势。该片获得1998年第二届“骏马奖”故事片二等奖、优秀编剧、优秀演员奖。同一年的《红流》,通过对战士“丁山”、“黑妮”、“熊师长”等英雄形象的塑造,讲述了西路军兵困祁连后那段悲壮岁月。    
  新世纪以来,出现了数字电影。2000年的《生死腾格里》活似“革命英雄传奇”。影片还原了1936年我西路军在河西走廊的那段异常惨烈艰苦的岁月,故事真实、流畅,对人物的刻画遵循了还原真实的原则,使革命将领的义、恨、情、仇;落魄商人的由奸、贪、色、利到革命启蒙的转变,以及大漠苦命女人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得到了艺术而真实地展现。2003年的《心动岁月》采用“个人化”叙事,作品借藏族老人尕玛讲述了少女红军英子的故事,既有美丽的爱情描写,也有英勇的献身行为,堪称“红色浪漫”。
  和“难忘的1959”一样, 2006年将永远以“难忘的2006”载入长征电影史。这一年,出品长征电影10部,不仅数量可观,而且片种、题材多样,艺术质量也有很大提高。
  《我的长征》是一部宏大、凄美、动人的制作,是以全新视角拍就的长征大片。作品以塑造性格鲜明、带有个人感触、与当代观众产生共鸣的普通士兵形象为己任,另辟蹊径,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表现长征,影片对于人的回归,对于个体视角的赏重,对于战争冲击力的张扬,使其成为长征电影中的扛鼎之作,集中体现了国产影片的艺术高度和制作水准。[15] 《扎喜的长征》讲述了一个真实故事,“小巧玲珑”,制作精良。《血脉》借助红军后代、女记者周艾一次寻访活动,艺术地反映了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地——会宁人民兴办教育的感人事迹。此片在题材开掘、形象塑造上都取得一定进展。电影《西风烈》讲述西路军走失的几个战士躲避马家军的追截,穿越祁连山到达星星峡的故事。此片有现代、后现代主义的倾向,使其跟主流意识产生疏离。
  潇湘电影制片厂等策划的十部系列战争故事片《长征轶事》由刘跃辉任总导演,目前已完成5部。这些影片着重表现普通将士的人性、人情以及他们的成长过程,以个体反映群体,以平凡折射崇高。《天亮了我还在》以精美的画面、感人的革命浪漫主义情怀,从侧面展现了长征是千万人的长征,也是普通人的长征,有助于现在的人们更加感性地认识长征。《跟你走到底》讲述长征途中5名贫苦妇女侥幸逃脱敌人的大屠杀,结伴寻找红军丈夫,最后投身革命队伍,直到献出年轻生命的动人故事。《三个俘虏兵》讲的是当年红军从广西进入湖南向北长征时,俘虏了国民党副官老郭等三人,后经红军感染,他们自愿跟红军一起长征。《青青的长征》说的是生长在老山界的一个名叫青青的12岁孤儿参加红军的故事。系列片采用数码技术,高清晰、快传输,低成本,音像信息不丢失。
   此外,《湘江,湘江》也是2006年的收获。
   2007年的《革命到底》取材于长征时期发生在瑞金的一个真实故事:为了“扩红”,漂亮的村妇女主任阿山(未婚夫已牺牲)毅然对同村三个小伙做出爱情承诺,使三个男人走上了长征路,她也付出了一生的等待。彻底的生活化和浪漫的爱情相映生辉,是本片的特点。长征电影终于在叙事策略上“情”不自禁了,而战争片也变成了生活片。
(二)、长征电影史分期分析
  长征电影是新中国电影的有机部分,其影片类型、形象塑造、主题表现、叙述风格、美学特色乃至电影语言等都深深打上了新中国电影史的印记。
  新中国电影史阶段划分历来莫衷一是。章柏青将之分为六个时期:1950年代,历史时代;1960年代,政治时代;1980年代,艺术时代;1990年代,市场时代;新世纪以来,产业时代。[16]而郦苏元把它“分为两个时期,一是‘十七年’与‘文革’,一是‘新时期’。”2005年《大众电影》22期的文章《影响:100年中国电影》遵从郦苏元观点。李道新则把建国以来的电影批评划分为五个时期:政治批评时期(1949-1966)、大批判时期(1966-1976)、社会功利批判时期(1976-1985)、本体批判时期(1985-1989)和批判的多元化时代(1989-)[17]。我们认为,一方面,过窄或过宽的划分,都不足以显示阶段特征,另一方面,长征剧也不是亦步亦趋地跟进上述阶段;但是,任何电影都是“一仆三主”的。正如倪震说的:“就新中国电影而言,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变迁始终是决定电影兴衰的关键性因素,尤其是50-70年代的30年里。[18]”在政治、艺术、商业之间,长征剧始终受政治因素左右。因此,我们将长征电影史分为如下四个时期:
     一、1949年-1966年,再现英雄时代的长征电影。特点是:真实纪录,自由讴歌,艺术性强。形成了英雄主义加现实主义的传统模式。
  “十七年”是新中国电影开创期,人民电影正在形成自己风格,真实、洗练,现实性强。战争刚结束,对革命历史题材的影片,编、导、演及全体创作人员充满真情实感,表现“长征”的电影更如此,这种硝烟尚未散尽的历史真实是以后的影片无法比拟的。长征电影的创作基本从真实历史中提炼,大胆创造,充满朝气,虽有简单幼稚,但条条框框少。11部长征电影共同的倾向为:1、影片真实、朴素,充满大时代的生活气息和现实性,以自由讴歌革命为己任而富崇高感和诗意性,是充分“政治诗意”[19]化的,体现为朴素美。2、“提倡从纪录片基础上来发展我们的故事片”,表现为纪实性电影叙事,且语言运用较娴熟,画面语、声音语、修辞语等都有成功的地方。3、以红军基层团队为表现对象,但视角各异。4、影片结构比较自由,不很戏剧化。5、片种多样。
  “十七年”长征电影的不足是:1、数量少(与同期出品故事片600部相比);2、选材仅限于一方面军(《红孩子》除外),视角仅限于团营级,凸显“指挥所真实”;3、注重再现历史真实,而一定程度忽略了形象真实;4、客观而言,战争描写有些“失实”;等。这都是历史的遗憾。
    二、1966年-1976年,表现“红色年代”的长征电影。特点是:刻意表现,颂扬领袖,高标秀出。把传统模式绝端化,形成了英雄主义加浪漫主义的模式。
  “文革”十年,诞生了两部长征电影,虽然数量很少,但是质量极高。原因如下:1、周恩来等在文艺政策上的纠偏和对电影工作的指导。2、长征电影主题的不容置疑和不可更改性。3、当时电影在思想、艺术、拍摄技巧等方面的积累。4、“样板戏”在艺术和拍摄器材方面为长征电影提供了便利。5、影片很大程度摆脱了当时“三突出”模式。和“十七年”相比,“文革”长征电影特色鲜明:主题更加突出,叙述完全被纳入到中共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框架中,[20]集中歌颂党、毛泽东;艺术性强,超出前期很多;刻意表现。
  “文革”长征电影是长征电影史的一个过渡,也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
     三、1976年-1989年,在艺术上求新变的长征电影。特点是:大胆表现,视角多样,形式灵活。继承中有创新:纪实风潮与多样形式。
  1970年代末经历了一个短暂的徘徊后,80年代的长征电影努力开拓新的表现领域,探索更新艺术表现形式,扬弃美学观念,创作出现了持续繁荣局面。表现在:1、在阶级意识淡出的同时,坚持和发展革命的现实主义,坚决执行“双百”方针,题材广泛,取材长征中重大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开始更多表现南方游击队、四方面军和西路军题材;有一定的深度,影片在整体把握历史、客观再现事件、揭示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等方面,大大超越了过去以表现军事和政策为主的局限。2、在电影本体批评的推动下,长征电影尊重艺术规律,创造出各种真实生动的银幕形像,塑造典型性格方面开始了划一时代的艺术长进,如女红军、儿童形象及将军领袖形象。在刻画人物的时候注意凸现人物内在品质,体现心理现实主义。3、在西风东渐和艺术自觉的大环境里,影片风格与样式多样化,美学观念、艺术追求上也有了新变;4、艺术家们自由发挥才能和特长,探索自己的风格、样式,表现最完美的内容;新一代导演特别是女性导演的,关注长征中的女性和掉队官兵,以弱势个体的眼光审视那个大时代,进而展现出革命者伟大的人性光辉、信仰的力量和坚定的意志,使红军战士的形象更加丰满。5、受文化思潮的影响,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合谋”,已成为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长征电影日益显著的特征,它预示着长征电影未来的发展走向。
   总之,本时期长征电影,开始了主旋律电影向电影本体的回归和探索之路,创作上出现了骄人成绩。然而,1989年上半年,由于政治的原因,使得这一努力短时间中断。带着历史的标记,长征电影进入了下一阶段。
     四、1989年以来,在主旋律旗帜下的长征电影。特点是:还原历史,趋同大众,努力创新。泛情化策略,类型追求与史诗巨片。
  90年代以来的长征电影尽管也是彻底贯彻“主流宣传”精神,但是,开始抛弃戏剧化的叙事结构、单一的叙事视点、平面化的视听造型,不再采用以“我”观“敌”、以局部带全局的限制性视点,而取全知、全局式的非限制性客观视点,编导们隐蔽了明显政治评价和道德评价的非历史的主观虚构立场,居高临下全方位、立体性地展示历史过程和人物风貌。这种全景式视点,使得观众将自我体验为历史“见证人”,将影像化的历史读解为实在的历史,使这些作品具有了一种历史文献感。
  这些作品注意使人物不只是历史的某个承载体、某种历史符号,而重视表达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诗意体验,不仅以人来写历史,而且也以历史写人,使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获得个性感和生命感。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一些作品不仅站在无情的历史视点,而且也站在有情的生命视点来叙述历史,一方面从历史视点上展示历史的辉煌、壮丽(《长征》),同时又从生命视点上写出历史的残酷、冷漠(《我的长征》。于是,在意识形态的价值衡量中也嵌入了一种人道主义的视野。历史视点与生命视点一起创造了一种对于历史的生命体验。对文献性与故事性、纪实性与戏剧性、历史观与生命观、历史事件与人物个性、史与诗的辩证关系的理解和处理,形成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特殊的电影类型。[21]
  目前,长征电影片种、题材多样,艺术质量也在提高。特点是,战争描写更加真实,对于战争的感受更加策略,包括个人化、女性化叙述基础上的爱情写作在内的一系列表现手法纷纷亮相。不足是,重复拍摄现象严重;在暴露和歌颂之间难以平衡,出现了偏离主旋律的杂音或者庸俗颂扬(如胡编乱造)的倾向。
 
参考文献

[1] 许道明、沙似鹏 《中国电影简史》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0年版 495页
[2] 丹纳  《艺术哲学》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年版 147页
[3]《难忘的1959年!》 《大众电影》 2005(16)
[4]张啸涛  《电影中的“长征”》 《文艺理论与批评》 2006(6)
[5]刘锡庆  《新中国文学史略》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8. 第一版  第405页
[6] 翟建农 《“文革”时期故事电影初期》  《新中国电影50年》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0,12. 第一版第290页
[7]参见八一厂《闪闪的红星》摄制组1974年10记录的《江青同志关于修改〈闪闪的红星〉影片》
[8] 刘澍 中国电影幕后故事(第一部分) 虹桥书吧 小说书库http://www.hqdoor.com/book/html/2126/6451.htm
[9]张啸涛  《电影中的“长征”》 《文艺理论与批评》 2006(6)
[10]饶朔光  《论新时期后10年电影思潮的演变》  《新中国电影50年》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0,12第一版  第310页
[11] 刘铮  《中国电影回忆:类型片“集体灭绝”启示录》新京报网络版  2005-04-29 
[12] 吴子牛  《晚钟为谁而鸣》 第53-54页
[13]详尽分析参见陈墨的《中国电影十导演》第267-269页
[14] 详尽分析参见饶朔光、裴亚莉著《新时期电影文化思潮》第111-127页 中国广播出版社 1996年版
[15] 《2006年中国电影》 http://www.m1905.com/dypl/shownews.asp?tid=4&bid=21&nid=60052 
[16]章柏青  《聚焦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文艺理论与批评  2007(1)
[17]李道新  《中国电影批评史(1897-2000)》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2,6  第一版
[18]倪震  《新中国电影创新之路》《新中国电影50年》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0.12第1版 第6 页
[19] 黄会林、王宜文  《新中国“十七年”电影美学探论》《新中国电影50年》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0,12.第一版第211页
[20]刘锡庆  《新中国文学史略》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8. 第一版  第341-342页
[21] 《世纪转折时期的历史见证——论90年代中国的影视文学》
发表于 2015-5-5 13:43:32 | 显示全部楼层
这个文章编辑的有点问题
发表于 2015-5-6 09:29:42 | 显示全部楼层
出版投稿,这样编辑的确有点随意咯,还望作者再用些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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