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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随笔集《故纸堆里的真相》(已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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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9-1 15:18:3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下面是本书的一些样章

第一辑   书生豪气也干云
悲悯是一泓温情的静水
非常喜欢一个词:悲悯,就像喜欢《诗经》里对女人的一种描写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在我看来,真正的悲悯其实就是心灵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所谓悲悯,就是处于优势地位的人对地位不如他的人的一种出自内心的同情、怜悯、帮助,它是一个人的博爱精神的体现。
现在的中国人大都知道文学大师沈从文,却未必知道湘西王”陈渠珍。其实,在沈从文的成长之路上,陈渠珍功不可没。1922年2月,沈从文来到陈渠珍的部队当兵,先是参加参谋处的文件缮写,后来又做了陈渠珍的书记官,其主要职责是整理陈渠珍的书房,深得陈渠珍的喜欢。年轻的沈从文非常向住外面的世界,不甘心在军营中度过自己的一生。1924年9月,他向陈渠珍提出自己想离开部队另谋发展。陈渠珍虽然舍不得放走这个可爱的部下,但还是痛痛快快地同意了,他对沈从文说:“你到那儿看看,能进什么学校,一年两年可以毕业,这里给你寄钱来。情形不合,这里仍然有你吃饭的地方”。他给沈从文提前发放了三个月的薪水,一共二十七块钱。沈从文怀揣着这笔钱走出了湘西,走向了全国和世界。
陈渠珍当年在湘西绝对是一个人物,他虽然名义上只是陆军34师的师长,实际上湘西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下,他对一个小士兵的愿望那样看重,并尽心帮助,体现出他的悲悯之心。
大教育家蔡元培也是深具悲悯情怀的。1918年1月,北大学生向校长蔡元培先生写信,反映学校工友何以庄谦逊好学、文理通达,只是因家中贫寒失学,建议他量才录用。蔡元培对此事很重视,经过考察,他发现何以庄确实不错,破格将其调入文科教务处工作。因何以庄的事情,他又想到工友中可能还有类似的情况,于是决定开办工友夜校,并请师生授课。”1918年3月18日,蔡元培在北大月刊上发布《校长告白》,宣布了开办工友夜校的决定。4月14日,校役夜校举行了开学典礼,230余位校役着长衣佩花朵走进了大学教室。他对门房老刘说:“一校之中,职工与仆役,同是做工,并无贵贱之别。不过所任有难易,故工资有厚薄之分。像何以庄既然文理精通,我们就量才录用。今后夜校开班后,如再发现人才就再录用。
民国初年,国人的等级观念依然根深蒂固,身居高位的蔡元培却能处身设地为工友们着想,给他们办实事,无法不让人动情。
悲悯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并非易事,它只能来源于那些宽广的胸怀。生活中有一种人,自己有利益,他们会冒着炮火往前冲;自己无利益,他们生怕多付出一滴汗水,这样的人不可能有悲悯情怀。只有像蔡元培那样,懂得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道理的人,才会时时将心比心,视他们的渴望为自己的欲求,也才会认真考虑自己可以为底层的人们做些什么。
悲悯是一泓温情的净水,当所有的上位者都愿意营造这样的净水,我们的社会才会有永远不谢的春色。
蔡元培的“绝招”
1916年,23岁的梁漱溟将自己所写的一本哲学书送给蔡元培,希望换取来北京大学读书的机会。某次,两人见面,蔡元培不等梁漱溟发问,主动说:“你的大作《究元决疑论》我拜读过了,有胆识,有立论,见解独到。我这次到北大当校长,首当其冲的任务是广罗人才。我想你可以到北大来教授印度哲学。”梁漱溟自然不敢答应,论学历,他只有中学;论学问,近几年他才自学佛学,对印度哲学未有多少见识。但蔡元培执意相邀,梁漱溟于是答应到时再讨论这个问题。几天后,梁漱溟应约又来到北大校长室,再次说出了自己的担心,蔡元培听罢笑着说:我上次已讲过,你固然不甚懂得印度哲学,但我也没有发现旁的人比你更精通,而我要真正办好北大哲学系,印度哲学这门课又非开不可。你的文章使我认定你是一个搞哲学的人才,你不妨大胆地干吧!……你说对印度哲学所知有限,那就不当作老师来教人,只当是来研究,来学习,来深造好了!”蔡先生的一席话深深地打动了梁漱溟,他高高兴兴地接受了北大哲学系讲师的教职。也许是因为害怕愧对蔡元培的信任吧,梁漱溟在工作中非常努力,三年后写出了20万字的《印度哲学概论》,成为印度哲学方面的知名学者。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陈独秀身上。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后,总想找个得力的文科学长,将人文学科带起来。他看中了陈独秀,一是因为陈独秀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章汪洋恣肆、观念独到、才华横溢,使蔡元培觉得此人有真学问;二是陈独秀写的《今日教育之方针》,让蔡元培感到陈独秀对教育有理解。然而,陈独秀是一介白丁,既没有学位头衔,也从无在大学任教的履历。为了说服教育部,一向真诚的蔡元培只好做了一回假,为陈独秀编造了东京日本大学毕业”的假学历和“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的假履历。陈独秀没有辜负蔡元培的期望,他任文学学长期间,极力实践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使北大人文学科大放异彩。
1917年,留美学生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旗帜鲜明地要求“改良文学”,并提出了终极目标: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究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俗套滥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蔡元培注意到了这篇文章,对胡适非常欣赏。托陈独秀写信给胡适,邀请其来北大任职或任教,陈独秀的信中这样说:“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收到陈独秀的信,同是性情中人的胡适放弃了马上就可以进行的论文答辩,来到北大,以至10年后才获取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
梁漱溟、陈独秀、胡适后来都是牛皮兮兮的学界人物,被人称为这个那个大师,然而,他们最初进北大的时候,基本上属于草芥”一类。然而,蔡元培却冲破一切条条框框,唯才是举,硬是让这几个人一步步变成了北大的名师。
蔡元培能识英雄于草芥,首先源于他的使命感。蔡元培进北大之前,该校是典型的老爷学校,学生不在乎读多少书、长多少德智,只在乎谋取一个做官的资格,他们带着听差,拥着美女,招摇过市。同学相交,也是看家庭背景,目的是希望以后在官场上相互有个关照。蔡元培既然想彻底改造这所学校,自然会千方百计去访求各类有真才实学的人,而有真才实学的人未必就有相应的学历、资历。在本事与资格之间,蔡元培毅然选择了前者。
俗话说:廉生明,公生威”,蔡元培办事有个特点,就是将公字永远摆在第一位,从不谋取不道德、不合法的私利。就拿他引进的这三个人来说吧,陈独秀算是旧部,曾参加过他组织的针对晚清高官的暗杀团,但蔡元培任命陈独秀为文科学长,考虑的不是这层关系,而是其办《新青年》的影响和沈尹默、汤尔和的推荐。梁漱溟、胡适跟蔡元培没有故交,蔡元培邀请他们出任教职,是由于北大在某些学科上缺少相应的教学人才,蔡元培觉得两人堪当大任。他的公心消除了某些有学历、有资望者的负面观感,为破格用人清除了路障。
做领导大抵都知道人才的重要,蔡元培比一般高校领导真正高明的地方在于:他不是一般性地延揽人才,而是识英雄于草芥,将潜在的牛人挖掘出来,并给他们一片播种、开花、结果的土地,让他们自由地成长。一般领导只能做到顺时势,而蔡元培在顺时势的同时,还能知人心!他深深地明白,人心才是一所大学最好的资源。
潘光旦的变”与“常”
人必须懂得权变,如果我们面对的世界已经白云苍狗,你观察、探究它的方法依然故我,必然会干出刻舟求剑之类的傻事;人也必须知道守常,所谓守常,就是将常识、规则、良知之类的东西当回事儿。我们平时所谓固守本分”、所谓“坚持原则”,其实就是“守常”。 在知变与守常这方面,著名学人潘光旦先生非常让人尊敬。
潘光旦在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诸方面都很有造诣,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即以学贯中西、博通古今、见识超拔名闻天下,因此进入清华大学执教。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时,为了保障学生的生命安全,维护基本的教学秩序,清华大学校方在公开的场合都是反对学生上街、请愿的,导致学生强烈不满。某次学生围攻时任清华大学教务长(清华旧制,教务长是校领导之一,大致相当于现在抓教学的副校长)的潘光旦,指责他向宪警提供了学生名单,并抢走他的双拐,让他“金鸡独立”(潘光旦年轻时因打足球负伤失了一条腿)。校长梅贻琦不得不出面解释。其实,这完全是学生的误会,潘光旦从不干伤害学生的事。钱伟长后来回忆说:潘光旦平时很能讲道理,但因为他站在校方立场,讲完道理后学生很不满。学生气哼哼地离去时,潘光旦会留下当时正读研究生的钱伟长,告诉他一句话:“你们听了就过去了,学校并不是完全反对你们的,不过外头不要宣传,我们做缓冲的人。”“我们还得对上头,对南京讲话”。潘光旦对搞学生运动的人经常嘴里讲处分而实际上不兑现。在钱伟长的印象里,潘光旦只开除过两个学生会主席,都是开除以前先把他们安排好了,走了再公布,贴个名单对付南京。在军警包围清华园时,他甚至允许一些非常激进的学生藏到他家天花板上。
然而,潘光旦的权变有个准则,就是他内心并不反感某种行为,假若内心不能接受,他一定会断然拒绝。1935年,安徽省政府主席刘镇华想让两个儿子到清华旁听,写信给清华教务长潘光旦,潘光旦没有答应,他回信说:“承刘主席看得起,但清华之所以被人瞧得上眼,全是因为它按规章制度办事,如果把这点给破了,清华不是也不值钱了吗?”1949年,潘光旦又碰到了一个类似的问题,但他同样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在日记中记载说:“与沈衡老(沈钧儒)谈起其孙来清华旁听事,此事衡老循其孙之清,转托高教会对清华指令办理,于法绝对不妥。”“今衡老以人民最高法院院长之地位,作此强人违例之举,不仅对清华不利,对己亦有损令名,而高教会肯以指令行之,亦属太不检点;余旨在劝衡老收回此种请求,渠似不甚领悟,甚矣,权位之移人也。”(潘光旦1949年10月28日、11月9日日记,见《潘光旦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第98、99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几个月后,沈钧儒的孙子又携信去找潘光旦商量旁听的事情,潘光旦极力劝说沈家不要再动这方面的脑筋,尽管此时他已经卸下教务长的职务。
大学是以正式生为主体的,这方面规矩比较多,假若有人开后门,很可能立即闹得沸沸扬扬,而接收旁听生之类的事,虽然学校内部也许有些规定,但外界不会太关注。换句话说,如果大学中人在旁听生上做做手脚,并无多大风险。潘光旦却不以善小而不为”,宁可得罪权贵,也要守住大学规章与心中的公平理念,这种对“常”(规则、理念)的执着真的让人感动!
其实,即使是潘光旦的权变,我们也同样可以看出其守常”的一面。就说他在“一二.九”运动中对南京政府的阳逢阴违吧!他不是逢场作戏,不是邀买人心,更不是耍阴谋,也没有谋取任何个人私利,而是始终贯穿一个理念:尽最大的努力保护那些热情却不免有几分冲动的青年人,给国家、民族留下一些爱国种子。
无论权变还是守常,都以内心的良知和社会的远行为基本刻度,这是潘光旦的人生哲学。他之所以赢得清华人出自内心的尊敬,被称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与这种人生哲学不无关联。
“在山”常作“出山”想
国文人大都喜欢指点江山,他们不需要谁的邀请,也不在乎谁的反对。
1932年5月某天,胡适、丁文江、翁文灏、傅斯年、陶孟和、蒋廷黻、任鸿隽等人在一起吃晚饭,席间大家谈到知识分子在国难时期的责任,蒋廷黻主张办一个刊物,因为某些原因,当时未能深议。
一个星期后,这帮朋友又聚集到了一起,蒋廷黻再次说出自己的想法,丁文江则进一步建议办刊之前,大家先募集相关经费,商定每人捐出月薪的百分之五,积累到千元左右再出版杂志,得到在座诸人的赞成。几个星期后,捐款到位,数额高达4205元。5月22日,一份全新的时政评论刊物《独立评论》横空出世。
为了保持刊物的独立精神,杂志规定筹资时不接受党派和富人的捐助,这些知识分子深知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软,刊物一旦在经济上依附于人,思想难免缺钙。同时为了减轻刊物的经济负担,该刊声明所登文章不支付稿酬。
   《独立评论》对弊政抨击的火力是导弹级的。1932年,陈独秀在上海被公共租界工部局抓捕,移交给国民党政府,《独立评论》发表文章为陈独秀辩护。傅斯年就在文章中指出:此案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若陈氏是在苏区被捕,他只是一个现行犯,事情就简单多了。现在他是在租界被捕,并且他早被第三国际开除党籍。陈独秀在参加反清讨袁革命、发起新文化运动、伦理改革等方面都有功于社稷,他认为民国政府应给陈独秀“一个合法的公正的判决,不可能徒然用一个‘反动’的公式率然处分。”胡适、翁文灏等人也认为陈独秀与工农红军没有什么联系,要求将陈独秀付诸司法审判而非军事法庭处置。《独立评论》同人的意见终于说服了蒋介石,蒋介石表态:陈独秀此案可交由法庭公开审判。1933年3月,日军策划占领承德,胡适内心非常愤怒,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全国震惊以后》一文,批评蒋介石不分轻重剿匪误国,抱怨其缺乏必要的准备,对他推卸国土沦丧责任的言论深表不满,蒋介石虽然没有明确表示接受胡适的批评,却屈尊北上保定,约胡适、丁文江等人见面,商讨对敌之策。1935年,国民党政府屈从日寇的压力,成立所谓的冀察政务委员会,负责处理河北省、察哈尔省、北平市、天津市一切政务,委任29军军长宋哲元为委员长,该委员会在人事、财政、税务等诸方面均具有相当独立性。政治学家张熙若在1937年230期《独立评论》发表《冀察不应以特殊自居》一文,批评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缺少国家观念,宋哲元派人去杂志社封门抓人,胡适找到有关方面人士才解除刊物停办的危机。
1932年创刊到1937年北平沦陷后被迫停刊,《独立评论》一共出了二百四十四期。有一点始终没变:不接受社员之外的任何捐助,创刊人没有从中获取利益,所发表的一千三百零九篇文章亦从未支付稿酬,这些无报酬的文章百分之五十五以上是社会来稿。
一般而言,文人创办刊物、发表文章不外乎两个动机,一是求名,一是求利。《独立评论》能否给创刊者、撰稿人带来利益的事前面已经说了。至于名誉,《独立评论》的发行量不是特别大,就算一个人每期都在上面抛头露面,也未必能获得怎样的声名。主办者和撰稿人的另类可想而知。
民国是个乱世,乱世对普通人的直接威胁是使他们不能平平安安地生活,对文人的威胁除了这一点之外,还使他们不能称心如意地从事自己心爱的专业技术工作。文人比一般人更盼望国家强大、政府争气、社会秩序良好。不要报酬甚至倒贴钱办刊写稿,就是这种心态的反映。
中国传统文人一般自我期许较高,觉得自己观察问题透彻、深刻,能警世、醒世,总是希望统治者虚心纳谏。代表知识分子的儒家主张入世,并非一定要士人去做官,直接参与某些政治顶层设计,也包括给统治者出主意、成为帝王之师这方面的意思。民国文人普遍熟读四书五经,不可能不受到此种观念的影响。民国文人又大多出国留过学,栉过欧风沐过美雨。西方文人那种批评社会、监督政府的理念也会水到渠成地深入他们的灵魂。两条思想之河一合流,民国文人特有的天下情怀和批判意识自然横空出世。在大义面前,分红、稿酬等小利无足挂齿。
“出山要比在山清”,是《独立评论》创始人之一丁文江的名句,意思是一条小溪流出去比躲在山里还要清沏,其实也隐喻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内在精神,那就是:“在山”(隐居不仕)常作“出山”(干预现实)想。
我”抽出来
“五四”启蒙时期,钱玄同称得上是新文化阵营中火力最猛的炮手之一。他极力提倡白话文和新道德,反对文言文与旧伦理。为了提倡白话文,甚至偏激地鼓吹过“废除汉字”,称“汉字不死,中国必亡。”在谈到华夏的道德时,他说:“我再大胆宣言道: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钱玄同思想上极其前卫,行动上却非常保守。他的婚姻是哥哥包办的,但他从来没有弃妻另娶的念头。妻子身体不好,他总是细心照料。有人劝他纳妾,他也严词拒绝。对于自己身上的这种矛盾”,钱玄同解释说:“三纲像三条麻绳,缠在我们头上,祖缠父,父传子,子传孙,一代代缠下去,缠了两千年。新文化运动起,大呼解放,解放这头上缠的三条麻绳。我们以后绝对不许再把这三条麻绳缠在孩子们头上!可是我们自己头上的麻绳不要解下来,至少新文化运动者不要解下来,再至少我自己就永远不要解下来。为什么呢?我若解了下来,反对新文化运动维护旧礼教的人,就要说我们之所以大呼解放,为的是自私自利,如果借着提倡新文化来自私自利,新文化还有什么信用?”
钱玄同的操守实在为人敬重!他反对旧文化、旧道德,目的是要给一个民族造就新的未来。为了堵住反对者的嘴巴,推进新文化运动,他敢于将一己之利抽离出来,不惜牺牲个人的快乐与幸福。
我”抽出来,有时需要抽离的是生死之虑。1885年3月24日,法军利用天降大雾的机会兵分三路再次进攻镇南关。68岁的统帅冯子材大喊:“各位兄弟,为国立功的时候到了!谁是英雄好汉,谁是孬种软蛋,镇南关前分个明白。老夫今天就将老命拚在这里,你们统统跟我上。”接着他不顾他人拦阻,从部下手中夺过一把长茅,带头冲向敌阵。统帅奔向了最前线,士兵们个个奋勇争先,长茅杀折了换成大刀,大刀砍钝了,抢过敌人的刺刀再杀……打得法国侵略者晕头转向、抱头鼠窜。镇南关大捷也因此成为晚清少有的一次胜仗。
仔细想来,一个人在关键时刻将我”抽出来,首先需要的是一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勇气。如果仅仅为了个人利益,钱玄同大可像传统的士大夫一样嫖妓娶妾,不必去提倡什么新文化运动;冯子材也只需坐在舒适的指挥部里,以军法督促基层官兵直面敌人的刺刀,无需直接面对死亡威胁。然而,当一个人选择了对苦难的承受,选择了以个人的痛苦换取他人与社会的舒适,他也就变得无所畏惧。
我”抽出来,也反映了某种非同一般的眼光。钱玄同与冯子材都是内心有目标的人,他们的自我牺牲不是为了作秀,而是为了促使更多人的警醒与进取。后来的事实也证明着他们自我牺牲的价值。钱玄同之后,新文化、新道德风起云涌;冯子材之后,镇南关始终屹立在祖国的版图。
人是因为背负自己而沉重的,学会了适时抽出一个我”字,我们就可以身轻如燕地抵达生命的远方。
晏阳初的三次感动
1989年,美国时任总统乔治.布治致电家居纽约的晏阳初,祝贺他99岁生日。贺词说:您一生服务于发展中国家的乡村平民,给了众多美国人极大的鼓舞。通过寻求给予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以帮助,而不是施舍,您重申了人的尊严与价值。我对您通过给予平民更多的自由和机会来帮助他们摆脱贫穷所做的努力表示赞赏。……您是我们人类的颂歌,是你们同行的楷模。
布什对晏阳初的评价并非过誉。晏阳初是中国20世纪非常杰出的平民教育家与乡村建设家,一生致力于对下层民众的教育工作和乡村建设,他先教民众识字,再实施生计、文艺、卫生和公民“教育”,希望他们成为“新民”。1922年,他刚从美国归来,即发起全国性的识字运动,并在长沙组织平民教育讨论会,推行他的《全城平民教育运动计划》。他将长沙分成52个单位,发动400名小学教师游行、散发传单,宣传平民教育。不久,他筹资组建了200所平民学校,先后招生2500余人。1923年,他在北京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出任总干事,再次在全国广泛开展扫盲运动。
晏阳初的平民教育运动成果最著名的是河北定县实验。1929年,晏阳初与瞿菊农(哈佛大学教育学博士)、陈筑山(国立北京法政专科学校校长)、熊佛西(哈佛大学戏剧博士)、冯锐(康奈尔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等一批志同道合的读书人来到定县。晏阳初一副农民打扮,整日身穿土褂、扣着毡帽,骑着毛驴走村串户。为了拉近跟农民的距离,从不抽烟的他,会接过农民递给他的旱烟管猛吸,还夸说“味道不错”。他开办农民学校,教村民识字、学科学,改良农业技术,创办农民报,设立广播电台。在留下来的影像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定县大多数乡村搭有露天舞台,北平上海的艺术家们纷纷来定县表演科学短剧。晏阳初组织人力进行农业科学研究,开办实验农场,为当地人引进优质棉花和鸡蛋品种,帮助农民组织自助社、合作社、合作社联合会,开展信用、购买、生产、运输等多方面的经济活动。晏阳初重视卫生教育,他创建了农村医药卫生制度,在乡村设保健员,联村设保健所,县城设保健院。他训练助产士,并对旧式产婆普及医学常识。他还帮助改组县乡议会、改造县乡政府。在晏阳初的努力下,当时的定县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
1949年,晏阳初离开大陆,不久离台赴美,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顾问,他致力于向全世界推行自己的平民教育理念,在他的帮助下,菲律宾、加纳、哥伦比亚等欠发达国家都推行过类似的计划。
晏阳初的所作所为贯穿了一个善”字。这种“善”不是从天下掉下来的,它与晏阳初早年的三次感动有关。
1903年,晏阳初还是一个13岁的少年,做垫师兼乡医的父亲把他送到了内地教会创办的华英教堂读书。在教会学校,他学会了唱歌和运动,更结识了对他一生很有影响的人——姚明哲牧师。姚牧师是英国人,也是这所西学堂的校长,他一人教数门功课:英文、数学、地理……他原本是测量员,因为反感当时一些来华传教士趾高气扬、瞧不起华人,于是放弃本业,从事神职,想以爱的教育,从根本上感召中国少年。姚牧师从不对学生啰嗦地讲说《圣经》,只是以慈爱和蔼的态度与学生共同生活,细心照顾他们的一切,晏阳初对姚牧师的为人极其敬佩。此次感动使晏阳初觉得自己必须要做好人,干对社会有意义的事。
晏阳初的第二次感动来自于姚牧师引介的传教士斯图尔特。晏阳初最初担任是斯图尔特的翻译与助手。在工作中,斯图尔特发现晏阳初非常勤奋好学,决定推荐晏阳初到香港深造,并且不顾路途艰难,陪同晏阳初从成都转重庆经上海,最后抵达香港。从斯图尔特身上,晏阳初感受到的是一个人的牺牲精神,晏阳初后来回顾说: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象征基督的牺牲自我,以德报怨。”“与他一见,关系到我今后的生活与思想的发展”。
1918年,晏阳初从耶鲁大学毕业的第二天,就以北美基督教青年会战地服务干事的身份,去一战的法国战场,那里有20多万挖战壕、救伤员的华工,晏阳初做起了这些华工的翻译。翻译之余,他替华工写家信。后来请他写家信的人越来越多,他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因此创办了华工识字班。晏阳初在教华工识字方面动了许多脑筋,他先是在班上亲自教会一批人,然后又让这批人去教尚未识字的学生,循环往复,希望让有限的教育资源取得尽可能大的效益。为了扩大华工识字的成果,晏阳初创办了《华工周报》。某日,他收到一封读者来信,大意是这样的:“晏先生大人:自从您办周报以来,天下事我都知道了。但是,您的报卖得太便宜了,只10个生丁,恐怕不久要关门。我现在捐出我三年的积蓄,365个法郎。”华工辛苦工作三年,只得到了365个法郎的报酬,然而为了支持晏阳初办报,他居然将这笔非常珍贵的钱捐了出来,晏阳初自然感动不已,他说:“我在法国,原想是教育华工,没想到他们竟教育了我。”这次感动让晏阳初树立了将自己的一生献给平民教育事业的志向。
晏阳初的三次感动是不同的人给予的,它们的内涵并不完全相同,但却导致了同样的结果:使受到感动的人行善的目标越来越清楚、行善的决心越来越强大。
善往往需要引发。
为这个世界清洗灰尘
1955年初,时任上海市文艺工作委员会文学处处长、新文艺出版社副社长的王元化正坐在武康路“一百弄”的家中与一帮朋友纵情谈笑,突然一位同僚叫他去市文委谈事情,他一到单位,立即被宣布隔离审查。
王元化之所以遭到这样的厄运,是因为他与胡风关系密切”。抗战胜利后,王元化与胡风在上海相识,当时王在党内的直接领导认为胡风“有政治问题”,王元化觉得缺乏证据,两人打了嘴战。后来,王元化主持的新文艺出版社出版过胡风的两部作品,出版社建立之初,因为朋友介绍,王元化还举荐过日后被认为是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张中晓。隔离审查后,王元化每天干的活就是日日夜夜被审问,无休无止写交代,很多事情本来清清楚楚,在刻意构陷之下变成了这样那样的疑点,怎么解释都没用。四个看守与他住一间房子,不分昼夜地监视他,随便说句什么话、做件什么事都可能引来他们的出口不逊甚至人格侮辱。几个月后,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发话:只要王元化承认胡风是反革命分子,就可将他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上海公安局一位副局长亲自向王元化交代了有关“政策”,换上某些人,早就顺竿往上爬了,王元化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样的机会,他说:“我不能证实,就不能随便说别人是反革命。”因为王元化的“不识抬举”,他后来被开除党籍,行政直降6级,直到1957年2月患上心因性精神病才被放回。
被政治运动整得死去活来,王元化并没有从中学会吸取教训”,说话、行事依然心直口快。1970年,王元化被下放到上海郊县劳动改造。某天,上海作家协会(当时叫“文化四连”)造反派开会斗争夏衍的秘书李子云,进行到最后,班组“天天读”的负责人作所谓“总结”,他说:我警告你们全体牛鬼蛇神,不要翘尾巴,翘尾巴是没有好下场的。话音未落,王元化突然站出来说:“报告,我不但有翘尾巴思想,我还想翻案。”王元化的话将大家都吓懵了,一时鸦雀无声。王元化不管这些,继续大声发言:“把我定为反革命分子,我一直思想不通、不服。我一直等着翻案机会。这几年我埋头研究莎士比亚,我又担心我对马克白斯、李尔王、奥赛罗的分析被怀疑为自己不满情绪的流露……”不等王元化将话讲完,有人带头喊起了口号:“痛击翻案风,打倒反革命分子王元化”等等,现场一片混乱,接着又是对他不断的抄家、审问,弄得他又一次犯了心因性精神病。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文学大师巴金在香港《大公报》开设“随想录”专栏,巴金深刻反思“文革”、痛砭时弊、忏悔自我的文字,踩痛了一些人左的尾巴。上海某高层人物授意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王元化,找借口撸掉巴金的上海市作协主席职务,王元化回答说:“你们代表市委作决定,我服从,但让我先提出报告,我不能干”,此事最后不了了之。
王元化认死理”、不畏权势的性格,打上了鲜明的家庭烙印。王元化的父亲王芳荃早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13年,学校派王芳荃前往美国留学,获芝加哥大学教育学院硕士学位,回国后任教于清华,王芳荃一生疾恶如仇、宁折不弯。有个例子很能说明其性格。1928年清华大学在校长罗家伦主持下大搞所谓“政训”教育,王芳荃极为不满,立即辞职,远赴东北大学任教。王元化的母亲桂月华曾在上海圣玛丽学校就读,精通英语,喜欢文学,也极有见识。所有这一切,都给王元化以重大的影响,王元化从小说话、做事就不喜欢拐弯,而是有什么说什么、想什么做什么。
当然,从深处说,王元化在受到巨大的政治压力时依然坚持说真话、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更因为他具备一种超脱常人的目光。中国有两种读书人,一种人也读书,也做所谓的学问”,但他们读书、做“学问”的目的只是谋取官位、金钱、虚名等等个人的好处,他们不在乎自己的知识对社会的价值,不关心自己的存在能否增进社会的幸福;另一种人读书、做学问,主要是想明白一些道理,用自己领悟到的东西为公众服务。他们并非完全拒绝物质,但与物质的所得相比,他们更看重灵魂的安适、内心的自由,更执着于读书人羽毛的是否洁白。他们活在肉体的生命里,更活在高蹈的心灵天空中。王元化属于后一种。
“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份量还重”,这是索尔仁尼琴的名句,真话的意义在于它可以为这个世界清洗污浊的灰尘。
谦虚是一种自省
央视10台《大家》做过一期周年特别节目,对一年来采访过的那些杰出的老人作了一个回顾,特别摘取了主持人采访丁肇中、彭桓武、陈省身等大科学家时的情景。主持人问试验物理大师丁肇中:有人说您是一个少见的天才,您自己怎么看?丁肇中回答:不是。主持人又说:您很有天分,对不对?丁肇中说:不,我只是刻苦而已。主持人采访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核物理学家彭桓武,问他:你觉得自己在两弹一星事业中,处于一个什么位置,起过怎样的作用?这位曾获过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的老人说:我只是其中的一员,中国的两弹一星就象一栋房子,我是大门前那两个石头狮子。节目最后,是主持人采访数学大师陈省身。主持人问:你觉得自己在哪些方面超越了您的老师、几何学大师嘉当,陈省身回答:“我,我不超越他。嘉当是超越不了。……他的数学能力绝对比我高。”
丁肇中、彭桓武、陈省身这些人物都是具有世界影响的。丁肇中曾经发现了J粒子,刚刚四十岁就荣获1976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彭桓武是中国两弹一星的技术负责人之一,为我国的军事工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被称为两弹元勋;陈省身是20世纪世界最杰出的几何学家,他以对高斯.邦尼公式的证明、对纤维丛几何理论的贡献获得沃尔夫奖(被称为数学家的诺 贝尔奖),在世界数学界享有盛誉……这些人如果想在电视上炫耀一下自己的天分、成就,大概没有谁会反感,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这些可以称得上伟大的人却一个个那么谦虚、平和。
我们习惯于把一个人的谦虚当成美德。一个人有了不凡的成就,在言谈间把自己放得很低,大家就觉得这个人摆正了自己的位置,懂得处理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值得我们赞扬。古往今来,歌颂人的谦虚、虚心的文字汗牛充栋,我们的学校教育也特别强调一个人要做到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我们唯独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成功者的谦虚是出自做人方面的考虑,还是出于内心对自我的认知?
在我看来,谦虚其实更多的是一种人生的自省。一个人越是知识渊博、才华出众、成就非凡,他的眼界往往越高,对世界无限、人生有限的认识越深刻,他想做的事与能做的事之间的冲突越尖锐,也越能感到自己做的那点事微不足道。因此,在我们看来已经是非常谦虚的行为,在当事者看来,自己不过是说了真话。想起一个笑话。一位学生问老师自己何时可以取得学位,老师说:当你觉得自己无所不知时,可以得到学士学位;当你认为自己有所不知时,能够获得硕士学位;当你感到自己一无所知时,你会被授予博士。这位老师是非常聪明的,他用调侃的方式阐释了一个道理:人对自我缺失的认知与其知识、能力成正比。这大概是伟人大抵谦虚的一个重要原因。
谦虚是一个人认识世界的一种反馈,是我们的生命抵达更高层次的一片钥匙。学会谦虚吧,学会了它,我们也就学会了怎样在飘泊不定的人生之海上撑稳自己前行的船只,学会了如何让生命一步步走近世界的深处。
第二辑  文人羽毛洁如雪
一只蝴蝶可以改变一个世界
在清朝最后的落日里,秋瑾被杀绝对是一个大事件。不是说,清廷杀害秋瑾技术难度有多大,涉及的面有多广,事实上,清政权最喜欢制造政治犯,杀的人比黄河的沙子还多,草菅人命早已是一种习惯。我的所谓,是指这个事件激起的强烈反应出乎统治者的意料。
从清廷这方面来看,他们自然会觉得有一千个理由处死秋瑾。秋瑾在日本留学期间即加入三合会,积极从事革命宣传,反满言辞无比激烈。19056月,她又在上海正式加入以暗杀清廷官员为重要目标的光复会。1907年初担任大通学堂的监督(校长)期间,购买枪械,组织学生训练,还与徐锡麟密谋7月初在浙江、安徽两地共同起义。按照清律,哪一样都足以砍头。他们只是没有想到,以前那个他们随意可以杀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在皇权政治下,处理其他案子,官员也可能七嘴八舌,但处理政治案历来是上下一心的,因为官员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政治犯们想改变现状,也就等于改变某种利益格局,它会让每个官员都产生危机感。而在秋瑾案中,负有守土之责的山阴县令李钟岳却千方百计想保护秋瑾,他先是在执行上级抓捕秋瑾的命令时磨磨蹭蹭,意欲让秋瑾师生逃走。不得已搜查秋瑾罪证,他事先问明秋瑾住处,故意不查抄秋瑾所居小楼。秋瑾被捕后,他奉命提审秋瑾,稍加讯问之后,他便令文案将程毅等7人带到公堂审问,自己破例设座请秋瑾坐于椅上,还拿来食物招待秋瑾,两人对谈一阵,李钟岳让人取来纸笔给秋瑾以作笔供,秋瑾在纸上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之后不肯再写,李钟岳也不勉强。有人将此事密报绍兴知府贵福,贵福大怒,责问李钟岳为何不用刑罚,反而待若上宾?李钟岳答:均系读书人,且秋瑾又系一女子,证据不足,碍难用刑。当日深夜,贵福收到浙江巡抚手谕,要求立即斩杀秋瑾。贵福召见李钟岳,让其执行。李钟岳据理力争:供证两无,安能杀人?贵福厉声训斥道:此系抚宪之命,孰敢不遵?今日之事,杀,在君;宥,在君。请好自为之,毋令后世诮君为德不卒也。李钟岳知道此事无可挽回,不得不到狱中将秋瑾提出,他对秋瑾说:余位卑言轻,愧无力成全,然死汝非吾意,幸谅之也。说完潸然泪下。接着李钟岳又问秋瑾有何要求,秋瑾与之相约:一,准写家书与亲友诀别;二,临刑不脱衣物;三,勿以首级示众。除了第一条因为时间上来不及,不好同意,其余两条李钟岳都痛快地答应了。
在对待像秋瑾的问题上,官员内部出现了分裂,民众更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革命的同情与支持。李钟岳因庇护女犯罪被革职,绍兴百姓数百人乘船送至距城30里的柯桥,恋恋不舍。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李钟岳在山阴为令时廉洁自律、珍惜民力,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千方百计保护秋瑾。秋瑾遇害后,她的结拜姐妹吴芝瑛、徐自华不顾个人安危,将其义葬在杭州西冷,并立碑纪念。吴芝瑛还在上海寓所万柳堂建悲秋阁,供奉秋瑾遗像,并写下两副挽联:叛家庭,反清满,一腔血,一身胆,雪剑鸟枪侬革命;埋侠骨,送英灵,一坯土,一把泪,斜风冷雨我悲秋。”“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志未酬,香已消,秋风秋雨山阴道;义结金兰,情同手足,妹荣归,姐耻在,切齿切骨万柳堂。吴芝瑛、徐自华的行为自然会被清廷的奴才们视为大逆不道,御史常徵就上奏朝廷要求惩办吴、徐。不久,清廷果然下旨:平墓毁碑,拿办吴、徐。清廷此举早年别人也许觉得天经地义,这次却引起轩然大波。民间物议沸腾,苏浙一些人士则纷纷上书为吴、徐辩护,指出朝廷律令,固无不许掩葬罪骸者。与吴芝瑛有过交往的美国友人麦美德女士也为之抱不平。当时清廷正准备欢迎美舰访华,特地制作了数千个银杯作为礼品,19081020日,麦美德在天津出版的英文报纸《泰晤士报》上发表文章说:现在清廷正促使一个仗义女子由病院而入牢狱待死,尊重女权的美国军官是不会收受纪念银杯的,文章还配上了吴芝瑛的大幅照片。迫于中外舆论巨大的压力,清廷被迫收回成命。
气象学和心理学有个原理叫蝴蝶效应。经典阐释是:一只南美洲亚马孙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以在两周以后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意思是在一个动力系统中,初始条件下微小的变化能带动整个系统的长期的巨大的连锁反应。秋瑾案也是这样。秋瑾被杀之前李钟岳据理力争,被杀之后老百姓以支持李钟岳、吴芝瑛、徐自华等人的方式对清政府不依不饶,都鲜明地反映了民心向背,民心向背使毫无人权概念的清廷生出了恐惧之心。
仔细想来,秋瑾一案之所以激起民心的蝴蝶效应,原因只有一个:底层民众(包括个别有良知的基层官员)受清廷的窝囊气实在太久了,人心已经思变。清政府丧权辱国,每订一个国际条约,就要让底层民众多坠一次生活的地狱,而皇家统治者又不甘心自愿退出历史舞台,连温和的变法都推三阻四,在底层民众看来,秋瑾主张革命也在情理之中。底层民众也许未必个个有秋瑾舍生取义的胆量,但他们却可以在秋瑾精神的感召下,说一些平时不敢说的话,做一些过去不敢做的事情。
一只蝴蝶可以改变一个世界,那些动辄以权势压人者几人懂得这个浅显的道理呢?
《京话日报》的“知己”
晚清社会有点儿怪,一方面政治糜烂、民生凋敝、时局混乱;另一方面以监督为天职的报业相当繁荣,《苏报》《中国日报》《京话日报》《中外日报》《新闻报》《申报》《时报》《大公报》《日日新闻》等都是当时非常有影响的纸媒。
晚清的报纸以民营为主,它们大多不是慈禧和清廷的“喉舌”,革命派报纸固然经常闹得慈禧暴跳如雷,即使是《京话日报》等维新派报纸也未必让她省心。
《京话日报》是官宦子弟彭翼仲变卖家产、典当衣服于1904年8月创办的。办报伊始,彭翼仲就定下了两条规矩,一是让报纸的语言彻底通俗,以便文化不高的普通市民看得懂;二是替老百姓说话、为老百姓办事。
1904年10月,《京话日报》发表文章揭露英国殖民者在南非虐待华工的罪行,还将华工的悲惨生活编成小说《猪仔记》,配上图画连载数日。小说发表后,英国公使向清国外务部提出抗议,要求《京话日报》停登此类小说。受到压力后,彭翼仲在报上发表了题为《本报忽逢知己》的长篇评论。文章说:在办不办《京话日报》这件事上他本来很犹豫,只因为早些时候亲眼看到一批华工被送出洋,其状惨不忍睹,受到刺激,才下了决心,他讽刺道:“这是我办《京话日报》的始末根由,却从没有向人说出过,现在被萨道义公使看透我的心事,岂非是一位知己吗?”彭翼仲决定面见英使,英使派人与之见面。彭翼仲说:当初清英订约,规定英人在通商口岸招聘华工,现在英人却在通商口岸之外招工,这不是不守信用吗?至于报上披露的华工被虐待,假若不是事实,请向报馆出示公函说明。如果三日不见来函,仍将继续刊登。结果英国人没有来函,不过,清国地方当局出了告示,禁止英国人违约招工。
同年11月中旬,《京话日报》又在“紧要新闻”版刊登了《德国人在山东的举动》一文,里面有这样的文字:“德国人经营山东,最注意军政上一切布置,其次便是商业。……(胶济)铁路经过的地方皆有德国陆军来往,其用意可想而知。”看到自己国家的阴暗用心被《京话日报》凿破,德国公使恼羞成怒,他拿着报纸找到清国外务部,表示强烈不满。清政府外务部没有直接处理这事,只是示意报馆自行了结。彭翼仲亲访德国使馆,说明自己报所载的文章,都是从上海某某报纸采摘而来,不过是将其从文言翻译成了白话,“原报如其更正,本报自必更正。”在《本报得罪了德国钦差》一文中,彭翼仲嘲讽英德两国公使说:“本报出版以来,幸得英、德两公使提倡。假如是因此封了门,把这《京话日报》永远停止,也算中国的国民与外国人争权的纪念。将来外交史上必要说道某年月日因《京话日报》记载英属南非洲招工的事,与英国钦差如何交涉,又某年月日因其记载德人在山东的势力,又与德国钦差如何交涉。怎样个起头,怎样个结果。本报只出这一百多号,总算没白费功夫,岂不是两位钦差大臣的成全。”
皇权时代,皇亲国戚是老虎、豹子,谁也惹不得,彭翼仲偏偏不信这个邪。1905年8月20日,《京话日报》在“本京新闻”里揭发了那王府的一桩丑闻:王爷下令将某小妾活埋在王府后院。报纸经过一番调查,确认此事为王府管家长九所为。长九这个人善于培植势力,一向专横跋扈,王爷也常受其挟持。《京话日报》派记者采访了20多次,有记者甚至深入王府查勘现场,获得大把活生生的资料,不久,该报又接连发表《不近人情》《王府活埋人》《三记活埋人的事》《四记活埋人的事》《五记活埋人的事》等报道,并配发评论,老百姓对那王和长九的所作所为非常不满。长九怕了,提出在报上刊登否认活埋事件的付费广告,信中还夹杂了一些威胁恫吓的语句,彭翼仲将其来函全文披露,并郑重声明《京话日报》的报道完全真实。长九惊恐不已,只得畏罪潜逃。
从刘青松的《天朝的天窗》中读到上述三则故事,我为彭翼仲“只为苍生说人话”(柏杨语)的新闻良知而深深感动。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皇权专制,我们的社会能够在民国时代形成向民主制度转型的共识,那些最先觉醒的新闻知识分子功不可没。同时,我也在想一个问题:晚清暗无天日,面对《京话日报》这种“放肆”的媒体,慈禧为何“心慈手软”?
庚子事变后,清国有三种势力:保守派、维新派、革命派。对革命派及其报纸,慈禧是坚决打击的,杀人、抄馆无所不为。但对于维新派及其报纸,慈禧有一定的顾忌,她知道维新与革命求变之心是一致的,不同的只是在一个想维护皇权、君主立宪,一个想推翻皇权、实行共和,而且维新思想在大臣中颇有市场,如果自己的做法过于激烈,后果会非常严重。换句话说,在与代表社会良知的报纸的搏奕中,慈禧拥有大量的社会资源,却并不拥有民心。
晚清报纸背景的复杂也加剧了慈禧的犹豫不决。清国的报纸有本国人办的,也有外国人办的,有办在华界的,也有办在租界的,慈禧可以管制清国人办的报纸,但管不了外国人办的;管得了在华界办的报纸,管不了在西方租界办的。《京话日报》虽办在华界,但它随时可以进租界,就算不受英德等这些国家的租界欢迎,搬进其他国家的租界一点问题也没有。
皇权维护的是一己、一家的利益,不管它外表如何张牙舞爪,其本质是虚弱的。
民国记者也很逗
民国记者敢讲话,一看到非正义的东西就忍不住揭露一把,然而,民国记者并非时时硬碰硬,有时他们也采取幽默风趣的方法,对官僚们冷嘲热讽,用今天的话说,他们的文字很逗
20世纪30年代的一个清明节,时任湖南省代省长的何姓军阀到长沙岳麓山为其母扫墓,这本是官员的私事,报刊是否发消息应该由它们自己作主,然而,其时的湖南当局强令境内各报宣传,并规定标题为《何省长昨日去岳麓山扫其母之墓》,引起报界强烈不满。长沙一家报纸将标题改为《何省长昨日去岳麓山扫他妈的墓》,表面看与规定的标题字数相符,语意也差不多,实际上将中国人熟悉的一句国骂嵌了进去,于平淡中见愤怒。
抗战胜利后,人心思定,但蒋介石政府不顾民意,悍然发动内战,新闻界对此非常反感。当时一家报纸套用《论语》里一句话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给一篇文章取了个题目,叫《战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讽刺蒋介石政府不关心国计民生,只热衷于打内战的丑恶行径。这一下捅了马蜂窝,当局一周之内竟让报纸停刊两次。另一家报纸替被停刊的报纸打抱不平,发表评论声援,题为《报而时停之,不亦乐乎》,让当局尴尬不已。
当年的蒋介石当局喜欢操控舆论,尽管在内战战场上频频失利,却频频制造假的胜利消息,它的御用报纸曾多次刊发贺龙被活捉击毙的消息。某次当局又令湖北、湖南的报刊刊登《匪首贺龙昨被活捉击毙》,有家报刊的编辑觉得当局太滑稽可笑,将标题改成《匪首贺龙昨又被活捉击毙》,嘲讽之意溢于言表。
报刊一出生就与市场结下了不解之缘,报刊办得好不好,不在于新闻人如何自吹自擂,而在于读者买不买帐。读者买帐,报纸有了发行量,有了纷纷而来的各种商业广告,它才可能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也才有发展壮大的机会;读者不买帐,报刊就没有发行量,订报款与商业广告无法开支运营成本,报刊就很难坚持下去。民国报纸出现上述种种标题,确有求新求异、吸引读者的因素。
民国报刊很逗的标题,也与当局对言论的打压有关。军阀政权虽然也在法律上载明言论自由舆论监督这样的字样,但从来没有认真实行过,也从来不准备真正实行,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等著名新闻人,就曾死于军阀的枪口下,成舍我也是死里逃生。人的脑袋只有一个,有时候记者一方面想表达自己对某件事的不同观感,另一方面又担心当局打击报复,意在言外的调侃也就应运而生。
民国记者的,其实也是血性的一部分。
鲁迅的群”生活
鲁迅一生视写作如生命,不倦工作,原因之一是,他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一直供养着母亲鲁瑞和妻子朱安。1927年以前,鲁迅尚有在教育部做处级干部、在学校教书的收入,晚期十年,一切家用和人情开支全依赖他的一支笔。在一般人看来,生存压力巨大的鲁迅一定是疏于交际的。其实不然,鲁迅一生既有精彩的私生活,也有丰富的群生活。
鲁迅日记尽管记得非常简略,但里面依然有着大量的人际交往的内容,比如收到谁礼物、和谁游玩、与什么人喝茶吃饭、给谁回信等等。我统计过鲁迅1914年1月的日记,31天中超过20天有工作之外的应酬。1日日记云:晴,大风。例假。上午徐季孙、陶望潮、陈墨涛、朱焕奎来,未见。杨仲和馈食物,却之。午后季巿来。往敫家胡同访张协和,未遇。遂至留黎厂游步,以半元买货布’一枚,又开元泉一枚,背有‘宣’字。下午宋守荣来,未见。晚得二弟信,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发。”16日日记载:“晚顾养吾招饮于醉琼林,以印二弟所译《炭画》事与文明书局总纂商榷也。其人为张景良,字师石,允代印,每册售去酬二成。同席又有钱稻孙,又一许姓,本部秘书,一董姓,大约是高等师范学堂教授也。得蔡谷清母讣。闻季巿来过,未遇。夜得宋子佩信,十二日发。写《舆地纪胜》中《绍兴府碑目》四叶。”30日日记说:“许季上之女三周岁,治面邀赴其寓,午后往,同坐者戴芦舲、齐寿山及其子女四人。
鲁迅晚年的交际是否少些呢?非也。20世纪30年代与鲁迅有过密切交往的萧红给鲁迅总结过一张作息时间表。鲁迅先生每天从下午两三点钟起就开始陪客人,陪到五六点钟,客人若在家吃饭,吃完饭还得在一起喝茶,有时前面的客人还未走,后面的客人又来了,鲁迅只好继续陪下去,陪到晚上8点、10点、12点的情况都有。到了下半夜,所有人都睡下了,弄堂里的市声消失了,鲁迅才开始读书、写作,一直要工作到第二天家人全部起床,他才会去睡觉。
人不是一个孤岛,不可能完全不跟别人发生联系,鲁迅的一部分交往就是因为生活与工作的需要发生的,比如他托朋友打过官司,请熟人给北京的家送过生活费;与几个志趣相投的人办过《语丝》、《莽原》;去外地旅游,还托学生订过旅馆……鲁迅虽然自从写出《狂人日记》之后就名满天下,但他一向不高己卑人,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他如何给青年人回信,怎样对待早逝的画家朋友陶元庆就知道了。
鲁迅乐于与人交往,也与他的作家身份有关。作家需要源源不断的题材,鲁迅虽然幼时经历过由小康人家坠入困顿”的生活,但成年后在事业上比较顺利,做师范学校的老师、教育部官员、大学教授、自由撰稿人,收入较可观,与真正的底层社会有一定的隔绝,同各方面人士交往,可以弥补其阅历的不足。比如通过萧军、萧红,鲁迅获得了东北沦陷区的一些资料;通过冯雪峰、瞿秋白,鲁迅了解了苏区和红军的一些情况;通过殷夫、柔石,鲁迅明白了身处白区的革命者的生活……可以肯定,假若没有大批的品质纯正的朋友围绕在他身边,鲁迅对民族和国民性的剖析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清醒而又深刻。
文人一般看重精神生活,在乎心灵的舒展,好的朋友可以分享你的快乐,共担你的忧伤和痛苦,鲁迅一生虽然屡屡与人构怨,但他同样渴望友谊的鸟语花香。事实上,鲁迅也确实交到了一些非常聊得来的朋友,比如许寿裳、郁达夫、瞿秋白、萧红等人。有次他甚至手录过前人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赠给瞿秋白,由此可见鲁迅对真纯友谊的看重。
多年来,我们习惯于将鲁迅看作是一个没有饮食男女之欲的人,一个飘浮在空中的天才,我们很少想到傲骨铮铮的鲁迅同样离不开一个群”字。倒是鲁迅先生自己一贯清醒,他曾写过“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这两句诗自况。
鲁迅正是在群”中成为杰出作家的。
鲁迅的温热
最近一些年,反思鲁迅成为潮流,有人说:鲁迅的性格过于激烈,缺少必要的迂回;有人说鲁迅智商很高、情商不高;有人说:鲁迅整天坐在亭子间里,没怎么与外界接触,有心理问题。
其实,真实的鲁迅灵魂是温热的。
许广平很爱鲁迅,还曾在文章中大胆表白,鲁迅有段时间一直犹豫不决,原因是他有一个名义上的妻子,担心与许广平结合,社会舆论攻击自己。然而,两人通了一段时间的信后,鲁迅觉得自己放不下许广平,他给许写信说:想来二十日以前,总可以到广州了。你的工作的地方那时当能设法,我想即同在一校也无妨,偏要同在一校,管他妈的。其对爱情的态度使我想起一个成语:飞蛾扑火。
鲁迅事母极孝,给母亲的生活费总是按时寄到,母亲爱读通俗小说,鲁迅千方百计为之搜罗。某次,胡风去看望鲁迅,见鲁迅正捆着一包准备邮寄的书。鲁迅告诉胡风:这是《啼笑因缘》,寄给母亲的。又补充一句:她的程度刚刚能读这种书,接着又开了个玩笑:我的版税就是这样用掉的……”
鲁迅极其看重兄弟之情。当年在北京的时候,他掏钱买下八道湾,与母亲、二弟周作人一家共住,与周作人决裂后,善良的鲁迅不是将周作人一家赶走,而是自己另觅住所。晚年他定居上海,每个周六的晚上是他与三弟周建人约定的相聚时间。周建人夫妇当时有三个女儿,每次带一个来鲁迅家,一般都是周建人夫人王蕴如带孩子先到鲁迅家,周建人下班后再从商务印书馆直接来。有时周建人来晚了,鲁迅总要焦急地楼上楼下跑好几趟,嘴里说着怎么老三还勿来?直到周建人来了才放心。周建人来了以后,兄弟俩就上楼去聊天,王蕴如则在楼下帮许广平做饭。晚饭,许广平会烧几个广东菜,炖只鸡,有螃蟹的季节总要吃螃蟹。兄弟俩总要喝一盅酒有说有笑。晚饭后上楼吃点心、吃水果。谈谈天下大事、风土人情,也谈小时候绍兴的事,谈到有趣的地方就哈哈大笑。常常谈到11点多钟,电车已经没有了,鲁迅就去叫汽车,预先付了车钱,将他们送回家。
对亲人情深意重,对朋友也非常关心。瞿秋白当年从事地下工作,经常危险四伏,只要遇到麻烦,瞿秋白首先想到的就是到鲁迅家避难。这样的避难一共有四次:第一次是193211月,住了约10天;第二次是19332月上旬至月底;第三次是同年7月下半月,住了几天;第四次在一个多月以后,又住了几天。有几年,瞿秋白在党内遭人排挤,经济上很拮据,鲁迅千方百计帮助他。19328月,鲁迅将《二心集》和瞿秋白翻译的高尔基4篇短篇小说一起交合众书店印行,但合众书店只想出版鲁迅的著作,不愿出版瞿秋白的译作。鲁迅只好把《二心集》的版权卖给该书店,书店才同意鲁迅的要求,《二心集》因此成为鲁迅著作中惟一出售版权的。193211月,鲁迅将自己编译的苏联短篇小说集《一天的工作》交付良友出版公司出版,此集共收10篇小说,其中2篇是瞿秋白夫妇翻译的。书稿刚寄出,鲁迅即拿出60元给瞿秋白。瞿秋白在鲁迅家避难期间,两人合编《萧伯纳在上海》,出版后鲁迅将全部稿费付给瞿秋白,自己一文不取。19337月,为了在经济上帮助瞿秋白,鲁迅请瞿秋白编一本《鲁迅杂感选集》,稿子刚进北新书局,鲁迅即致信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说此书印行,似以速为佳。书一印出来,鲁迅立即给瞿秋白支付了编辑费”200元,其中一半是自己垫付的。鲁迅善待过的作家远远不止一个瞿秋白,柔石、殷夫、胡风、肖军、肖红、冯雪峰都曾得到过鲁迅这样那样的帮助。
鲁迅对下层人士特别宽容。鲁迅一向不在意衣着。某次,他去华懋大厦拜访史特沫莱。门丁将他上下打量一番,势利地说:走后门去!这类饭店的后门通常是给下等人走的。鲁迅绕到电梯前,开电梯的看了他一眼,说:走楼梯上去!虽然遭受了明显的歧视,鲁迅依然态度平和,他真的一层一层地爬楼梯去见史特沫莱。
人的感情是人性的一部分,只要是正常的人,他就会在乎亲情、爱情、友情。然而,像鲁迅那样对感情如此执着的,并不多见。鲁迅为什么这样在乎情感?原因很简单:他从小丧父,寄居外祖家,饱受各种歧视;成年后又经历了二弟周作人毫无理由的翻脸,感情上更是大大地受了一次伤。心理学上有个定律:一个人缺乏什么就会在乎什么。鲁迅既然在感情上有那么多缺撼,自然特别在乎温情,自己也愿意首先向他人付出温情。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这是鲁迅的名句,它充分地反映了鲁迅的情感观。
有一种情感隐在《背影》里
读散文《背影》,总为朱自清笔下的父子深情所感动。作品里的父亲无疑是个好父亲,儿子都二十岁了,北京也去过好几回,可是当儿子又一次回京,父亲还要从扬州来到南京送他。临分别时,又撑着胖胖的身子为儿子买桔子。儿子呢,在文章中时时流露出对父亲的感恩与牵挂,也算是个孝顺的儿子。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写《背影》时,朱自清正与父亲朱鸿钧打着冷战,两人的关系僵到了不能再僵的程度。
事情说起来其实很小。
1917年,朱自清家遭受了两个比较大的变故:一是父亲朱鸿钧做徐州榷运局(烟酒公卖局)局长时,续娶了一房姨太太,这在当时那个社会本来不算怎样一回事,但老家宝应的潘姓姨太太不干,跑到徐州大吵大闹,结果将朱鸿钧的差使闹没了;二是屋漏偏遭连夜雨,朱鸿钧刚丢了差事,朱自清的祖母又恰恰在这个时候过世,家中为办丧事很花了一笔钱,古钟、碧玉如意、郑板桥的手迹等值钱的东西都典给了当铺,还借了不少外债。为了缓解家里的经济危机,朱自清不得不从北大提前毕业,出来工作。1921年朱自清赴扬州八中执教,朱鸿钧凭着自己与校长的私交,让其将朱自清的薪水送到家里。朱自清对父亲的做法非常不满。在朱自清看来,家中经济状况不佳,作为长子的他肯定负有责任,何况他的老婆孩子也住在家里,需要开销。但父亲不能将他赚的所有薪水都控制,毕竟他是一个成年人,也有自己的支出,不能每用一分钱都跟父亲去要。但朱鸿钧却不这样想,朱鸿钧觉得儿子是自己生的,读书也是自己供的,现在他成年了,有了养家糊口的能力,在家庭经济的非常时期,将其薪水统筹一下没什么不对。父子俩争来争去没有个结果,在父亲执意领走自己薪水一个月之后,朱自清愤然辞职。朱自清走了,朱鸿钧夫妇就将气撒在儿媳武钟谦身上,他们甚到说出朱自清走了,你也可以走的绝情话,善良得不知自卫的武钟谦只好带着孩子回到冰窖似的娘家,天天看后娘的脸色,直到三个月后,朱自清将她与孩子接到杭州。
朱自清也尝试过改善父子关系。1922年暑假,朱自清携妻儿回过一次扬州,朱鸿钧先是不让他进门,后来在家人劝解下,准他进了家,却不跟他说一句话,几天后,朱自清只好带着妻儿悻悻离去。1923年暑假,朱自清又回了一趟扬州,父亲的态度依然没有多大改变,在长诗《毁灭》里,朱自清将其称为骨肉间的仇恨1924年某日,朱自清看到武钟谦在厨房里忙碌的身影,想着她在朱家所受的种种委屈,很觉得对不住她,于是写了一篇《笑的历史》,在文章中用一个小媳妇的口吻说了一番心里话:几时让我再能像娘在时那样随随便便,痛痛快快的笑一回呢?朱自清本来只是想表达自己对妻子的愧疚,父亲却认为他将家丑外扬, 更使两人的关系势同水火,后来朱自清干脆不回扬州了。
然而,血脉间流淌的亲情是很难人为抹去的。晚年的朱鸿钧虽然不肯向儿子认错,却时时牵挂着儿子,他以问孙子消息的名义和朱自清书信往来。192510月的一天,在清华大学任教的朱自清收到两年多不相见的父亲自扬州寄来的一封家信。信中提到: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父亲的信让朱自清深深自责,他蓦然回忆起8年以前父亲在南京浦口车站送自己上学的情景,心中产生无限感慨,于是提笔写下了《背影》。朱鸿钧当时并没有看到儿子发表在报刊的作品。1928年,朱自清弟弟朱国华收到开明书局寄来的《背影》散文集,发现其中有这么一篇文章,连忙将书拿给父亲看。朱鸿钧那时已有些行动不便,他慢慢挪到窗前,戴着老花眼镜,一字一句地读着《背影》,读着读着,浑浊的老泪弹然而落,双手不由自主地抖动。由于这篇文章,父子俩和解了。
仔细想来,亲情应该是世间最浓烈的情感,它可能撕裂,可能受伤,可能使你欲哭无泪,但它心里永远装着你,即使脸上对你冷若冰霜,后脑上也时时睁着一双关注你的眼睛。
因为亲情,朱自清写出了《背影》;也因为亲情,朱鸿钧走出了家长威严的樊篱。
巴金内心的一轮明月
最近重读了一遍巴金的《随想录》,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被书中那种自我忏悔的氛围深深感染,巴金自责为了活命不惜将一只全家人喜欢的小狗送给医学院做解剖,痛心当年对胡风等人的批判,悔恨曾经的自作自贱……巴金说:因为那些年的所作所为,他感到一种强烈的羞耻感。
其实,巴金当年对别人的批判远比文坛其他一些人温和得多。
美国作家霍华德.法斯特是世界著名的左翼人士,1953年他发表《萨珂和凡宰特的受难——一部新英格兰传奇》,将无政府主义领袖人物萨珂、凡宰特在美国所受的不公正审判公之于众,赞美两位受难者的人格、精神。这部作品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极大的欢迎,1956年,作家出版社翻译出版了此书。1952年,美国曾将世界左翼革命活动家罗森堡夫妇判处死刑,激起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愤怒,法斯特此书正好适应了这种愤怒的情绪。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就在中国出版这本书的同一年,因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披露出来,世界上一些左翼知识分子思想上出现了变化,法斯特亦在其中。195721日,他在《纽约时报》发表退出美国共产党的声明。法斯特是世界著名人物,他的退党影响巨大,因此立即招致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声讨。巴金以前对法斯特是非常欣赏的,法斯特倾心赞美的两个人曾是巴金心目中的英雄,因为这两个人的被逮捕,巴金还曾给美国当局写信抗议,对法斯特事件,他本来想保持沉默。然而,没想到《文艺报》偏偏向他约稿,在那个年代,拒绝官方背景的报刊的政治性约稿,后果不堪想象,不得已,巴金只好写了《法斯特的悲剧》一文。在文章中,巴金这样说:好些人对法斯特选择了这样一条路感到惋惜。我也是这些人中的一个。我读过法斯特写的好几本书。我并不认为那些书是杰作,法斯特也不是什么伟大的天才,不过我曾经相信写那些书的人是一个诚实的作家。汤姆.潘恩、乔治.华盛顿、阿尔格兰德、萨珂与凡塞蒂(即凡宰特)都是些诚实的人。……”受命批判,文字里却时时透露出辩护之情,文章发表之后自然招来一些左视症患者的强烈指责。
1967626日,中国作协的造反派派人到上海逼巴金写下了一份有关严文井的材料。严文井时任《人民文学》主编,并在中国作协负责外事工作。巴金的材料里虽然也有对严文井的揭露批判,但揭露批判的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即使在那样的年代,也构不成多大的杀伤力。巴金的材料这样写:有一年严文井从湛江到上海,对我大大称赞湛江风景好,建设好。196311月我们同访日本,只有最后写鉴定时,他讲出要冰心在政治学习上多努力的话,平时他最喜欢开玩笑。有一次讲了一个挖苦山西人的故事,几乎使马烽发起脾气来。当时在饭桌上还有日本翻译,我也感到为难。后来他告诉我,他和冰心同车出去,常常在车上开玩笑,那个翻译(是个左派)提过意见,以后要注意。这说明他做外事工作太不突出政治了。
人活在世上,需要吃饭、穿衣、住房,需要体面、荣誉,因此,在非常时期,讨好手握社会资源的当权者成了一些人惯常的嘴脸。巴金一生不拿工资,完全靠稿费生活,即使在新政权成立后也是如此。物质资源不受制于人,精神上自然也有了较多的独立性,对受命批判的作家手下留情,就是这种独立性的某种曲折的表现。
巴金年轻时留学法国,深受卢梭、左拉等人关爱弱者、追求社会公平公正的观念的影响,急人危难的事一生不知做过多少,而现在,要他去批判别人,特别要批判生活在同一政治圈的人,其内心自然会生出悲悯之心。他一方面想让自己过关,不太可能完全不去揭露批判;另一方面他又千方百计想让别人过关,因此,他的揭露批判往往火力不足、焦距失准。
悲悯始终是巴金内心的一轮明月,他在那个非理性时代的温和,他后来对人生、社会、历史的深刻反思,都是这轮明月照耀的结果。
    冰心的风云气
1957年,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刊登了冰心的一个访谈录,访谈录里冰心的两段话颇能说明她当时真实的思想。
第一段话是:“肃反的时候,我不在国内。也许我来说些话较为公允。我听朋友们介绍了情况。那是近乎残酷的。多少老教授受到了伤害。我有些朋友,在敌伪时期,蒋介石统治时期,坐过牢,受过苦刑。从敌人的狱门出来,他们的腰板更硬了。肃反运动中,他们无辜地挨了整。这一回却象抽掉了脊梁骨似的,成了软体动物,再也直不起来了。学生们斗争他,朋友们见了不理他。最残酷的是,又要他活着,要他教课。不应该那么做。这太过火了。许多做法是违反宪法的。有些人自杀了,这不是平常的损失,这是我们的队伍,向科学进军的队伍中少了几个人。没有人可以代替他们的工作。这种做法不合中国传统。国家丧失了元气,学术方面倒退了好几年。……好的教授没有了,好的科学家没有了,好的医生、好的护士没有了。”
对当时盛行的热捧斯大林之风,冰心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在国外的时候,从报纸、传记、秘闻录、电台广播,知道了许多斯大林的事,回国来却见把他捧为圣人。直到他死了,赫鲁晓夫一揭发,才知道了比我原先知道的更要严重得多的事实。……我们中国也吃过他的亏,为什么他死了,叫全体同学等着他死?有的学生听到死讯还昏厥过去。那个时候,我一句话也没有说。许多人没见过斯大林,也不了解斯大林,写了多少纪念文章。真是可笑。我的女儿把魏巍的文章抄在了日记本上,现在翻开一看,每一句每一字都成了讽刺。”
印象里,冰心不是一个尖锐的人,她总是高举着爱与美的哲学,其《超人》《小桔灯》《繁星》《春水》等作品经常歌颂大自然、母爱、友谊,充满着浓郁的风月气。然而,在上述访谈里,我们感受到的不再是冰心的风月情调,而是她不惧政治风险、敢说真话的风云之气。在上世纪50年代,知识分子敢这样直接对高层提意见的凤毛麟角。
冰心对残酷斗争、个人崇拜的反感首先源于她受过的中学与大学教育。冰心一生深受基督教的影响,她在北京就读的贝满女中就是一所典型的教会学校,该校有个传统:周日,非基督徒学生也要学习圣经故事,然后一起参加礼拜。1923年在燕京大学(冰心最初入的是协和女子大学,后该校并入燕京大学)读书期间,更是在一位牧师家里受洗归主。基督教强调自由、平等、博爱、宽容。而肃反扩大化、个人崇拜与这些东西格格不入,冰心自然会生出不满之心。
冰心是在一个军人家庭成长起来的。她的父亲谢葆璋参加过甲午战争,后来创办烟台海军学校,并出任校长,1913年又出任民国政府海军部军学司司长。此君有非常强烈的家国天下情怀。有个细节冰心记得很牢。童年时一个夏天的黄昏,父亲带着冰心在海边散步,在沙滩,面对海面夕阳下的漫天红霞,冰心请父亲谈谈烟台的海,父亲告诉她:中国北方海岸好看的港湾多的是,比如威海卫大连青岛,都是很美的,但被外国人占领了,“其它的北方港岸都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只有烟台是我们的!”正因为有这样的经历,冰心从小就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希望自己的国家变得强大、不受人欺侮。冰心厌恶当年的肃反扩大化与个人崇拜,原因之一就是她认为这样的政策,会使她一直敬爱的国家“丧失元气”。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作为一个作家,冰心自有她的杰出之处;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冰心更像一颗光芒四射的星星,在一个非理性的时代,以自己的正直和理性照亮着众多沉睡的心灵。
               
仗义是风雪中的玫瑰
台湾作家林海音不仅在创作上非常有成就,大陆一部著名的电影《城南旧事》就是根据她的同名小说集改编的,同时她还是一位优秀的编辑和出版人。她早年在北平编过《世界日报》,后来到台湾编《国语日报》、《联合日报.副刊》,再后来又编《文星》、《纯文学月刊》,主持纯文学出版社。作为编辑和出版人的林海音口碑极好,她最引人注目的性格就是仗义。
在编辑《联合日报.副刊》的时候,林海音从自由来稿中发现了一个叫钟理和的作者,觉得他的文笔不错,思想也有深度,就着意栽培他,钟理和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林海音编发的。不料,钟理和因病英年早逝。得知消息后,林海音写了《悼钟理和先生》一文,发表在次日的报纸上。《联合日报》是一份影响很大的报纸,林海音的文章发表后,读者源源不断地寄来悼文和捐款。林海音废寝忘食地为钟理和编书,请人设计封面,联系印刷。又借款印书,终于赶在钟理和百日祭时将新书摆到了供桌上,满足了钟理和生前的心愿。为纪念钟理和,林海音又多方活动在钟的家乡美浓建立了“钟理和纪念馆”。写到这里,您一定认为林海音跟钟理和交情非浅吧?错了,钟理和只是林海音的作者之一,他们通过信,却从未谋面。
张昌华的《曾经风雅》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女作家沉樱晚年生活非常贫困,全靠煮字疗饥。实在写不动了,她致信林海音,请林给她出最后一本散文集。林海音痛痛快快地答应了。但沉樱手中没有原稿,文章都是散佚在旧报刊中。林海音不厌其烦,请人搜集整理,又给友人写信征集沉樱早年给朋友的信和照片,合编成《春声集》,抢在沉樱临终之前印了出来。
所谓仗义,就是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全力帮助别人。仗义需要悲悯精神。一个人心中只有自己,自己或小家庭过好了,就心安理得地躺在沙发上看电视,这样的人是不会仗义的。唯有心里记挂着别人的疾苦,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周围的人获得美好生活的人,才会去体察别人的心情,理解他人的渴望,也才会在最关键的时候出手相帮。
仗义更需要看轻得失。一个人做好事总想着回报,不叫做好事而叫做生意。真正的善者不会考虑自己这趟好事做下来是亏了还是赚了,他瞩目的只是这件事本身的意义。林海音帮助钟理和与沉樱,从时间、精力、所获得的回报等方面看,她绝对是亏本的。她唯一“赚”的只是自己的心安,只是自己对友谊的执着。
在别人得意的时候,你送他一束硕大的玫瑰,并不代表你有多善良;当别人遭遇难耐的风雪,你哪怕只给别人一朵小小的玫瑰,也足以慰藉其孤独的心灵。仗义其实就是这样一朵风雪中的玫瑰。
鱼什么时候来是鱼的事
偶尔从杂志上看到一幅漫画,觉得妙不可言。一只小猫神定气闲地坐在河边的礁石上,耐耐心心向河中伸着钓竿,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半点浮躁的表情也没有。画上有句子云:鱼什么时候来是鱼的事
小猫钓鱼当然只是个寓言,纵观尘世,我们随时可以看到小猫吃鱼,却从来发觉小猫可以钓鱼。不过,如果我们走出表象的泥潭,深入漫画的寓意层面,我们就会明白漫画作者想要告诉我们的,其实就是一个人做什么事都应该抱着一种散淡的心境,追求过程,而不要过分在乎结果。
我的老家湖南双峰出过一个花鸟画大师王憨山,这位十年前已逝世的老画家就颇具钓鱼小猫的心态。王憨山在花鸟画上的成就有目共睹。他的画作既有质朴清新的泥土气息,又具粗犷雄浑的霸气,境界高迈,余味无穷,多次在长沙、北京、广州、南京、深圳、台湾等地展出,反响强烈。他还出版过《王憨山画集》、《论王憨山的写意花鸟》、《憨山世界》及大型画册《王憨山》。作品《群雀图》入选《中国百年画展》,《大吉图》《麻雀图》入选新世纪出版的中学美术教材。反映他生平的电视专题片《花鸟画家王憨山》曾在全国各地及国外播放。
王憨山先生是1924年出生的,早年求学于南京美专和杭州国立艺专,师从国画大师高希舜、潘天寿等,在中学教过书,在双峰文化馆做过美术专干,198056岁不到,就提前病退。病退之后,他回到老家双峰龙田乡(今走马街镇)保丰村,天天与青山绿水、花鸟虫鱼打交道,有感触便拿起自己手中的画笔。他在绘画上很有自己的见解,提出过二分写字,二分画画,六分读书墨要给足,色要给足,给足才有力量的艺术主张,他能从平凡中发现奇趣,从尘俗中窥见人生真谛。有幅画是描绘青蛙的。五只青蛙在水中悠闲地游着,只只神情各异,画上诗云:自醉山居蔬食饱,无事开门闲看蛙,诗画相得益彰,彼此补充,诱人想象。另有一幅画,两只小鸡仰望着空中垂下来的一只蜘蛛,挖空心思想得到,却又无计可施,王憨山配了这样两句诗:排闷不须千日酒,些须得失看鸡虫,一画一诗,意境无比开阔。
然而,王憨山却是一个典型的大器晚成的人。他在县文化馆工作的时候,因为生性耿直,得罪了人,过了10年非常憋闷的生活。病退后虽然勤奋创作,画了许多高品位的美术作品,但一直不被外界知晓。王憨山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不管外界如何评价自己的作品,只是凭着内心的热爱去创作。机会终于来了,经好心人牵线,1987年,王憨山在长沙举办了第一次画展。那次画展特别成功,人们被王憨山画中那种独特的用色用线方式、那种世间少有的意境折服了,有的画当场就被人买走。此后,他一发不可收,短短十年时间,跃居中国杰出花鸟画家的行列。
仔细想来,一个人坐在生活的河流边,想要钓取成功的鱼儿,是需要一些精神作为铺垫的。你必须有可能失败的心理准备。小猫虽然勤奋,眼睛无时无刻不盯着河面,但鱼儿是否上它的钩,绝对是一件不确定的事。聪明的小猫懂得给自己制造一种良好的心态:我认真钓鱼,如果鱼没有来,我也无怨无愧。王憨山先生不也是这样吗?他从年轻时开始画画,画到了60多岁,依然没有看到成功的影子,他未必就敢肯定自己晚年一定会成功。只是他热爱绘画,从内心里希望把这件事坚持下去而已。
当然,既然伸着钓竿,主观上总是想成功的。小猫蹲守在小河边,一次两次没有钓到鱼,八次十次总有可能钓到。王憨山先生虽然不是幸运的人,但他在63岁那年也赢来了命运的转机。抱着鱼什么时候来是鱼的事这种处世态度的人,并非完全不在乎成功,只是他们懂得事物成功的规律,知道有些事急不得,你必须把该做的准备做充分,能做好的事都做好了,成功也就不请自来。所谓苦心人,天不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是的,鱼什么时候来是鱼的事,关键是当鱼到来的时候,你一定要保证自己的钓竿能够最大限度地引鱼上钓。
让心灵真诚到赤裸
如果要列出世俗学问的排行榜,我想做人学应该名列第一。官场中人不说,一般人对做人技巧同样非常热衷,交际类书籍的持续热销可为明证。不过,在世俗的浊浪中,我相信有一个人不会以面具示人,不屑日夜琢磨如何讨别人喜欢,这个人就是黄永玉。
最近央视10频道《大家》做了一期有关黄永玉的节目,其中两个细节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一是当主持人问及当年黄老被红卫兵一次抽了224鞭,他如何想时,黄永玉居然立即斥责:年轻人真不懂事,被人家那样打,我又不能还手,还能想什么?二是节目里面讲到黄永玉的画价一般是6万元一平方尺,画价随心情而定,心情好价低,心情不好价高,黄永玉微笑着表示认可。
按照内心的准则真实地生活,是黄永玉一贯的性格。他办画展从来不请人剪彩,1999年在北京举办的个人画展是个例外。那一次,他请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是个花农,文革时期,在黄永玉最困难、最危险的时候,这个朋友送花给他,别难过了,看花吧。一个自行车装五六盆花送来,有吊兰和绿菊花什么的,春夏秋冬,一直在送。黄永玉说:你别来了,我是反革命要影响你。他说:不怕的,我家三代贫农,都是栽花的。后来他们一度失去了联系,黄永玉苦心找了他两三年,才找到。请朋友剪影,还特别叮嘱他,愿穿什么衣服就穿什么衣服,剪了就算。
想起黄永玉在京郊别墅万荷塘给自己树的铜像:五短的身材,赤裸着身体,左手提着腰间的遮羞布,右手端着大烟斗,浑圆的秃脑袋上支楞着两只硕大的扇风耳,两眼眯到一条缝,大嘴咧到了耳朵根。生活中的黄永玉不就是这样一尊让心灵真诚到赤裸的铜像吗?他不习惯世故、不屑于圆滑,更不愿给人一丝一毫的城府,心里想的、嘴里说的、手里做的永远和谐统一。
我不相信黄永玉学不会一些国人热衷的太极拳式的做人技巧。黄永玉的生活阅历极其丰富,他1936年凤凰模范小学毕业,1937年就读厦门集美中学,初中二年级离校,以后自学美术、文学,做过瓷器小工,小学、中学、大学的教学工作,演剧队见习队员,民家教育馆馆员,电影编剧,报社投稿人;人又绝顶聪明,写诗获全国新诗一等奖,写散文一版再版,画画更是名满天下。如果想玩虚情假意,谁能玩过他?
皇帝的新装永远不只皇帝才穿,一个人非要象安徒生童话中的那个小男孩子一样一一指出来,别人肯定会反扑。真诚是人人呼唤的,但有些人之所以喜欢真诚,只是为了让他看穿你,便于他利用你而已,如果你真诚到说话、行事一无所忌,尤其是因此损害到他的自尊、利益时,他马上变脸。象黄永玉一样按照内心的准则做人处事,说来容易,做起来难极了。
然而,生活要靠真才能支撑下去,一个人有心向真,生活中的城府、世故、圆滑才会越来越少,我们的日子才会拥有更多的春天与阳光。
秀才人情
有人说:“秀才人情一张纸”,他们觉得读书人太精明,精明的人往往长于利害得失的算计,算来算去,那份人情味和温情没了。在我看来,一个人人情味浓不浓,其实并不取决于其读书的多少,而取决于其个人品格。一般人固然有重人情的,读书人同样有人情味非常浓的。
著名出版家范用就是一个极重人情的人。戏剧家陈白尘一直想出一套文集,逝世后,其妻子金铃希望替他完成这个愿望,找到陈白尘早年的学生范用。范用当年在江苏镇江穆源小学读书,陈白尘其时是这所学校的老师,在范用身上花了不少心血,光是杂志就给范用订过好几份。已经退休的范用一直铭记着老师这份恩情,曾在电话和信中,多次嘱咐江苏文艺出版社一位负责人,请求出版社对老师的文集予以关照。因为种种原因,此事一直没有动静,金铃很着急,范用有次去看望她时,再次提到了这件事。范用一边安慰师娘,一边表示自己会想办法促进此事。陈白尘文集出版的事引起了江苏省有关部门的重视,范用离开南京不到一周,经多方协调,出版社正式接受了《陈白尘文集》,并签约。当江苏文艺出版社这位负责人将消息告诉范用时,范用在电话中激动地说:“我代表陈先生所有的学生感谢贵社”。这位负责人后来才知道:范用回到北京后,正在多方邀约陈白尘的老友、学生们集资,为陈白尘出文集。
还有一个故事更使人难忘。陈白尘写有一部《牛棚日记》,记录了自己在“文革”中的惨痛经历和独特感受,金铃抱着出版社的退稿找到范用家,当时范用被车撞断腿骨正卧着床。范用强撑着身子,从师娘手里接过了那部稿子,花了很多力气,让《牛棚日记》见了天日。1995年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陈白尘生平与创作展览”,腿伤还没有好利索的范用拄着拐杖赶到展览厅,让他儿子抱着大包刚从印刷厂里取出的《牛棚日记》送给与会者,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范用后来解释说:自己之所以要拄着拐杖送过去,是想“亲手交给师母”,“这是对她最好的安慰”。
曾以《一千八百担》《风雪夜归人》享誉文坛的吴祖光先生也极有人情味。1957年吴祖光被打成“右派”,工资被大幅度削减,再也雇不起佣人,他打算辞退家里蹬三轮车的老何。老何离开时,吴祖光不仅将家里的三轮车送给了他,还赠送了200元钱给他养老。要知道,在20世纪50年代,200块钱不是个小数目,它相当于一个大学本科毕业生4个月的工资。
吴祖光的大度是出了名的。“反右”前,周扬、田汉等人一个劲地动员吴祖光提意见,吴祖光不过是说了这些人也想说的话,结果吴祖光被戴上“右派”帽子,这些人依然安然做官。新凤霞很气愤,在背后骂他们是骗子。吴祖光说:“他们也是读书人,对解放后如何建设国家、对待知识分子心里也不明白。现在不是社会主义改造吗?谁都没有经历过。他们后来不也自身难保,恨也没用。”新凤霞单位一个造反派头儿,抄家时,将吴祖光一块欧米茄高级手表偷去了。查“五.一六”分子时,这人倒了霉,被军宣队隔离审查。做了亏心事,总怕鬼敲门,这个造反派为高级手表的事向新凤霞求情,新凤霞想听听吴祖光的建议,吴祖光说:“一块表就给他戴吧,反正表是人戴的,我戴他戴都一样。”他希望新凤霞到军宣队面前替那个人说话,就讲此表是自愿送的,不要再逼他。
范用、吴祖光的秀才人情真的是一块牢不可破的钢铁!范用是要报恩,不想愧对老师几十年前那份疼爱;吴祖光则是生性宽厚,总是习惯性地向别人支付善心。在这样的人情面前,冰冷的石头也会开出温柔的花朵。
人不是一个孤岛,总要跟周围的人发生各种联系,你善待别人,别人也会善待你,当整个社会变得温暖、人性,我们生活于其中才会有真正的安全感。就道理就像一条鱼生活在水里,水很清沏,氧气才会充足,食物才会干净;水很肮脏,那么鱼享用到的一切自然是污浊的。一个人体现出人情味,向社会支付善心,其实就是要保持自己面前的这一片“水域”,让自己和子孙后代获得美丽的生活。“秀才”读了那么多书,比一般人更懂得这个简单的道理。
一个“秀才”想像范用、吴祖光让别人品味到自己浓浓的人情味,需要一份大气。范用也好,吴祖光也罢,他们的付出都是以损害自己为前提的,范用损害的是自己宝贵的时间、精力,吴祖光损害的是自己的金钱和报复敌人的机会。然而,为了内心那份善意,他们始终无怨无悔。
中国历来有以士为师的传统,我觉得读书人的责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社会担当,也就是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一个是社会教化,即象范用和吴祖光一样在个人道德方面做他人的表率,使社会尽可能变得温暖、人性、光明。做好了这两方面的工作,“秀才”也就变成了元气充沛的读书人!
第三辑  大风起兮云飞扬
袁世凯的媚下”
皇帝老儿当道的年代,做领导的往往习惯性地谄上。所谓谄上,就是取悦上级和比自己牛气的人。上级掌握着密考”(秘密考察之后向皇帝报告)下级和分配相关资源的权力,牛气的人在权势者面前有足够的“话份”(说话的机会),做领导的敢得罪谁?但对于下位者(下级及职位、地位不及自己的人),领导们常常会本能地轻视,原因很简单:下位者不能给自己带来足够的利益,领导懒得费这个神儿。
与其时许多领导不同,袁世凯一方面谄上,凡是比他地位高的,比如当年的吴长庆、后来的荣禄和慈禧太后,他都能搔着他们的痒痒肉”,喜欢钱的,给人家送钱;喜欢肉弹的,给人家送美女;另一方面,他又极力媚下,千方百计迎合下位者的心思,给人一种知情重义的印象。
我们不妨从几个小故事讲起。北洋将领冯国璋是袁世凯倚重的部下。因为镇压义和团有功,1900年袁世凯保举其为补用知府。 1901年袁世凯在保定创设军政司,下设兵备、参谋和教练处,又任命冯国璋为教练处总办。袁世凯做民国总统后的某天,突然吃到一个红烧蹄膀,立即嘱咐侍从送一碗到冯国璋府上,交代说:“大总统用饭时,想起这个菜冯将军也爱吃,所以送过来让将军尝一尝。”有时早上吃个奶酪,觉得味道不错,也要吩咐下人送一份到冯国璋家里。
对下级情深意长”,对其他职位比自己低、权力比自己小的“弱势者”也不例外。庚子事变(1900年)某天,张勋与袁世凯一起去颐和园,张刚进门,为慈禧太后兼办支房(帐房)的太监马廷宾立即迎了出来,招手让张入自己的住室,张勋说:“宫保还在后头呢!”马廷宾于是在院子里等待袁世凯。袁世凯一到,立即跪单腿向马廷宾请安。太监是个为人瞧不起的职业,有清一代,从无大臣给太监请安的先例,何况此时的袁世凯已居正二品要职,马廷宾的感激可想而知。
袁世凯还懂得善待”失势者。翁同龢当年因支持光绪帝维新变法,被慈禧放逐,朝堂内无一人为之说话。转道天津,时在小站练兵、平时与其关系并不密切的袁世凯,手书一信,并附赠不菲的银票,托亲戚带给翁同龢,翁同龢当即感动得老泪纵横。
袁世凯是个脑子非常活络的人,从不做亏本买卖,为何在社交方面逆一般的利益逻辑而行?其实,这恰恰反映了袁世凯的精明。谄媚下级是为了让这些人死心塌地效忠。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就非常注意培养军队对自己的绝对服从,那时新军各营部供奉着袁世凯的长生禄位牌,每日上操、下操集合,将领都要大声问道:咱们吃谁的饭?”士兵回答:“吃袁大人的饭!”问:“咱们穿谁的衣?”答:“穿袁大人的衣!”问:“咱们为谁出力?”答:“替袁大人出力!”对一般士兵的“思想政治工作”都抓得这样紧,培养军官之忠诚自然会更加用心。取媚比自己职位低、权力小的人,同样是想让这些人为己所用。晚清时袁世凯确实权势熏天,但他的权势来自慈禧太后,太后高兴,可以给他权势;太后不高兴,可以让他一无所有甚至脑袋落地。而慈禧太后之所以喜欢袁世凯,与李莲英等太监有心帮助他关系极大。依礼制,清代大臣召对,都得埋头跪地,不能抬头看皇上和皇太后,袁世凯自然无法观察慈禧太后的喜怒。袁世凯与李莲英约定,召对时,袁世凯看李莲英的双脚,李双脚叉开,表示老佛爷喜欢听这样的话,可以多说;双脚并拢就是太后不高兴,最好立即闭嘴。有李莲英第一时间做“间谍”,袁世凯自然“应对无不称旨”,慈禧对袁世凯也无形中生出了信任之心。太监都是各管一摊子事的,李莲英有李莲英的用处,马廷宾也有马廷宾的用处。讨失势者欢心,则与皇权政治的随意性有关。皇权下的得志和失势变幻不定,今天皇家统治者不喜欢一个人,可能让他失势;明天有个什么事需要他了,又可能使他得志。退一万步说,就算某个大佬在仕途上一蹶不振,朝堂里依然有他的旧部、学生、朋友,他个人失势并不等于整个集团失势,在大佬败走麦场时献上一点尊敬,日后很可能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
袁世凯是晚清民初最大的枭雄,有段时间被社会各阶层的人视为共主”。他之所以能够成为枭雄,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他的治事之才;另一方面也因为他有一双穿透别人肺腑的眼睛,能将各种官场之人的心思看明白,有针对性地进行“攻心”,使自己上有可靠的背景,下有足够的“群众基础”。
用来看的道德与用来做的道德
独裁者都有两种道德,一种是用来看的,一种是用来做的。用来看的道德可能金碧辉煌、娓娓动人;用来做的道德污浊不堪、让人不齿。
1923年,蒋介石先是忙于与各派军阀交战,8月份,又受孙中山的委托,随一个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工作忙碌之余,蒋介石没有忘记自己的父亲身份,他给儿子蒋经国写了不少信。
1923年5月13日,蒋介石在信中说:“你5月1日的一信已收到,但有五字写错即抹去,是不可以的。以后遇有写错的字,虽落笔已发觉,亦应写个完全,再为抹去。”9月14日,蒋介石从莫斯科给儿子寄信云:“你现在的学业不知比上半年有多少进步,我很系念。要文章写得好,总须名词记得多。尤其是双个字的名词,如人类、品行、生活、空气等等,平日留心地看,做文章的时候,随笔可以写出来。”
除了在学业上进行指导,蒋介石对儿子的品行也非常关心。1923年10月31日,蒋介石又一次从莫斯科来信,叮嘱儿子说:“一个人第一要遵守规则,就是要自己‘道德高尚’。这个道德并不是拘拘谨谨束缚不动的,只要守着一切规则,不去侵犯人家的自由,如其可帮人家忙的时候,自己要尽力去帮,这就叫做互助,亦叫做公德。”
蒋介石教育儿子时大谈规则”、“高尚”、“公德”,表面看来,他似乎是个很在乎道德的人,实际上,他的个人道德却很不为人尊敬。
蒋介石极重权术。1948年初,国军被中共军队打得满地找牙,为了挽救自己在政治上、军事上的颓势,蒋介石搞了个“行宪国大”。蒋介石原想让孙科做副总统,没想到桂系军阀头面人物李宗仁半路“杀”将出来,老蒋反复做李宗仁的工作,让其退选,李宗仁不听。最后,蒋介石、李宗仁分别当选总统、副总统。5月20日,民国政府新当选的总统、副总统就职典礼在南京举行。事先李宗仁问过蒋介石侍从典礼那天蒋穿什么衣服,侍从说是戎装,然而,当李宗仁身着戎装出现在就职典礼现场时,蒋介石却是一身长袍马褂,这样一对比,李宗仁活生生成了个跟班的,把李宗仁气了个半死。
1948年底,蒋家王朝的统治圈已缩小为江南的半壁江山,李宗仁让手握重兵的白崇禧从武汉发了两封电报,明确要求老蒋对内战“负责”。除了李宗仁、白崇禧,其他派系也多有类似呼声。身处危境,一向奸滑的老蒋坐不住了,他玩起了“引退”游戏。其时宪法规定:总统不能履行职责时,副总统继任。蒋介石不想便宜了李宗仁,于是在“引退”公告上大做文章。最初起草的文告称:总统“因故不能视事”,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职权”,既然李宗仁是“代行”,老蒋自然随时可以归来,这实际上是为老蒋日后再度揽权埋伏笔。对公告上的措辞,李宗仁极其不满,让人打电话给已回浙江奉化溪口镇的蒋介石,老蒋当即表示按李宗仁的意思修改文告。文告不久就发表了,李宗仁仔细一看,内容跟最初的版本一模一样。他又一次被蒋介石耍了。
蒋介石在私生活上也很不检点,老蒋年轻时经常穿行在烟花柳巷,他的侍妾姚冶诚就曾做过妓女,后来他爱上小他19岁的陈洁如,还曾将梅毒传给她。跟宋美龄结婚之后,宋美龄的美貌与才华征服了蒋介石,但他跟已赴美国的陈洁如依然藕断丝连,有一次差点被宋美龄当场捉奸。
我不认为蒋介石在信里跟儿子大谈道德完全是虚伪之举,蒋介石的信是私下里写给儿子的,他此时虽任大元帅府大本营参谋长,但未必想到自己日后会做民国第一政治牛人,更没有想到这些信会流传下来成为后人研究其生平、思想的资料。再说,老蒋写信时,蒋经国才13岁,属于标准的少年,对世事似懂非懂,很容易误入歧途,身为父亲的蒋介石给儿子划出若干行为底线,也属正常。蒋介石真正的缺失在于:他知道人怎样才有良好的道德,也要求儿子去做,自己却并不放在心上。
蒋介石在道德上的知行相悖,与其功利心态相关。政客都是习惯于做秀的,当他们抽象地谈论道德时,似乎人人都是正人君子,都具有圣人都比不过的觉悟;一旦真的遇事,却老在私下里计算自己哪里得了哪里失了,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化公为私、化人为己。
知道什么是善却不愿去行善,知道什么是美却不想做美事,这是独裁者的道德悖论。
蒋介石的私法”
国民党某高级将领曾经说过:国军的失败,不是因为对手的强大,而是输给了自己。到底输给了自己的什么,这位将领没有详述,不过,读了《炎黄春秋》最近发表的孟昭庚《汤恩伯其人其事》一文,我们可以找到答案。
汤恩伯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与蒋介石先后同校同科,加上又是浙江老乡,于是颇受蒋介石的青睐与器重,由参谋、师长到集团军总司令,一路飙升。1947年3月,汤恩伯奉命率军对山东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其第一兵团的主力——张灵甫的整编74师前进到沂蒙山区的坦埠附近时,其他部队没有及时跟进,结果,整编74师在孟良崮高地被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全歼,蒋介石的爱将、该师师长张灵甫亦被击毙。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极为震怒。经过调查,张灵甫的顶头上司汤恩伯因指挥失误而被调职。对孟良崮惨败负有重大责任的汤恩伯担惊受怕,迟迟不敢去南京接受新职,半个月后才硬着头皮去见蒋介石。岂料,蒋介石竟当着众将领的面,勒令其跪下,举起手杖就打,致使汤恩伯满头是血,浑身是伤,最后狼狈地爬出客厅。
一个将领在战场上指挥失误,接到调令又故意拖延,当然该受惩处,不过,这种惩处必须依公法(正式的法律)作出,其上级没有施以罚跪、杖责之类私法”的道理。
上级可以毫无顾忌地用私法”惩处下级的社会,体制是有缺陷的。依现代政治理念,官员的权力源于民众的授予或者机制的安排,上下级之间以法律规范彼此的关系。然而,在专制社会,一个人的升迁却取决于上级个人的赏识,上对下有“私恩”,下对上则形成依附。因为“私恩”,蒋介石自以为有了对汤恩伯生杀予夺的资本;因为依附,汤恩伯虽觉受辱却不敢反抗。何况,专制下的私法与公法并没有本质区别。法律本应体现大多数人的意志,不能搞成某个人的“私家菜”,然而,在专制政体中,法律反映的却是领导者个人的意志,私法与公法真正的区别不在于谁“合法”谁非法,而在于它体现的是领导者的意志是即时的还是一贯的。既然横竖都由上司主宰,按公法处置还是被私法制裁,自然不重要了。体制如此落后,军事上的频频失利也就在所难免。
想起一个故事。中国某官员在美国学习培训,并担任纽海文市市长助理,一天,他看新闻,得知美国副总统戈尔到了纽海文市。但市长置若罔闻,只管做自己的事。他惊奇地问市长:戈尔来,你为什么不出面?”不想市长更惊奇地反问他:“我为什么要出面?”
纽海文市的市长无疑是副总统戈尔的下级,他为什么这样牛”?因为他当市长,是公众选举和制度设计的结果,而非戈尔等人的“私恩”,即使他犯了错误,也只接受公法的处置,而不会受到谁的私法的报复。体制的相对合理保证下级们人格的独立和工作的理性高效。如果汤恩伯处在这个市长那样的环境,会甘心接受老蒋的杖打吗?再进一步,如果体制合理,汤恩伯之类庸碌之辈又怎么会身居高位?
说到底,人其实是文化与制度的产儿。
下捂上也捂
雷颐的《历史的裂缝》一书披露了一则惊人的史料。
1941年,地处中原的河南发生大旱,收成大减,甚至绝收,农民开始吃草根、树皮,到1942年,旱情更加严重,连草根和树皮都没得吃了,许多地方出现“人相食”的惨象。得知消息,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第一时间深入灾区。白修德所经之处,路旁、田野随处可见尸体,野狗到处啃咬死尸,他拍下了多幅野狗啃咬死尸的照片。在当地传教士的陪同下,白修德走访了许多村庄,访问了大批灾民,从灾民口中,他才知道吃人并不稀奇,问题只在于吃死人还是吃活人,不少灾民声称自己只吃死尸,没有吃过活人。一个父亲被控将自己两个孩子杀掉吃了,这位父亲辩解说是在孩子死后才吃的。还有一位农民被控杀掉别人送给他的8岁儿童,这位农民也辩白说是小孩先死。白修德听得心惊肉跳。将各村、县情况汇总后,白修德估计受灾最严重的四十个县中大约有三百万至五百万人饿死。
面对灾民的苦难,地方当局和当地驻军表现如何呢?白修德说,征收谷物的军官和当地官员认为抽税是他们薪水的补贴。每个月在税款分配之后,高级军官们就把多余的谷物分了,送到市场上出售。这种不法抽得的谷物,是市场谷物的唯一来源,因此当地粮食极其昂贵。当白修德一行住在一个军司令部的时候,一群中年人来找,称他们代表当地社会,起草了一个条陈和一个报告书,希望白修德带到重庆去。报告书介绍,全县十五万人中,十一万人已什么都没吃了,垂死的人每天约有七百,死掉的人每天也有七百左右。这群中年人的为首者告诉白修德,他有二十亩地,每亩收获谷物十五斤,抽税就抽走了十三斤。这时,一直在旁听他们谈话的指挥官勃然大怒,他将这位农民叫到旁边训了一顿,农民回到白修德身边,改口说刚才说错了,每亩税收只有五斤。同时,该指挥官还要求白修德退回农民给他的书面报告。后来,白修德向河南省主席说起饿殍遍地的情景,省主席却说他夸大事实:只有富人才能把赋税全部交纳。对于穷人,我们所征收的,绝不超过土地上所能出产的东西。”一句话,当时的河南各级官员都对灾情轻描淡写,极力隐瞒事情真相。
白修德没读过中国的古书,却懂得举头三尺有神明”,他决定通过洛阳电报局和成都的商业电台将自己所写的灾情报道发往纽约,让外界知道河南灾荒的惨象和当地官员的无耻,以此挽救那些马上就可能消亡的生命,很快《时代》杂志就将消息登了出来,在美国引起很大反响。白修德的举动引起了蒋介石等人极大的恼怒。回到重庆,白修德想立即向蒋介石面呈实情,蒋拒不接见。后来在宋美龄的疏通下,蒋才勉强见了白修德一面,厌恶之情溢于言表,坚决否定有人吃人和野狗吃死尸的情况,直到白修德拿出野狗吃人死尸的照片,蒋才承认白修德说的是事实,国民政府也才开始用点心思赈灾。
纵观河南大饥荒事件,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事实:河南地方政府与重庆中央政府的官员在处理思路上如出一辙,那就是紧捂盖子,掩饰真相。地方官员想捂住事情真相,是希望避免中央政府的追究。地方官员担负直接的施政之责,自己辖区出了问题,证明自己某些政策不到位。何况,此次饥荒之所以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远远不止施政失误,更牵涉到各级官员无比严重的贪污腐败。以老蒋为首的重庆中央政府想捂盖子,则是因为三四十年代的中华民国虽然依然挂着块民主的招牌,本质上却是个极权社会。极权社会的肉食者”最喜欢向外界释放老百姓在自己治下快乐幸福的假象,希望通过这种假象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和“高超”的社会管理水平,他们担心真相披露之后,以前散布的大量政治谎言会大白于天下。
再高明的骗术也有穿帮的时候,谁敢说,蒋介石政权最后被赶出大陆,与这种下捂上也捂的政坛歪风没有关系呢?
独裁者的救生圈
台湾作家王丰的《蒋介石贴身侍卫回忆录.我在蒋介石身边的日子》是一本好书,书里有许多大陆人很难知悉的内幕材料。
自从1969年7月在阳明山遭遇车祸后,蒋介石的身体每况愈下,双腿受到严重影响,身体其他零件也纷纷出现问题。1971年春天小便带血,此症后来每到这个季节必发,而且越来越厉害;接着呼吸系统又出现毛病,没走几步路就气喘如牛,在呼吸时舌头必须往外伸,讲话时舌头僵硬,有些口齿不清。1972年7月22日下午,蒋介石更是突然昏迷,时间长达半年,在这段昏迷的日子,蒋介石每天都插着三根管子:氧气管、供给流质食物的胃管、手上的点滴管,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后来虽然苏醒了过来,但肺脏等又出现重大问题,心脏经常停止跳动。
身体状况这样差,处理公务明显力不从心,但蒋介石始终不愿放弃国民党总裁和中华民国”“总统”这两个关键职务,直到1975年4月5日离开人世。在重病期间,为了表示自己身体健康,可以执政,蒋介石作了一系列的健康秀: 1973年,病中的蒋介石为新婚的孙子蒋孝勇夫妇主持奉茶仪式,目的是对外证明自己的病情正在康复;1973年11月,国民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安排参加全会的10位主席团主席,特地到“荣民总医院”会客室晋见总裁;第三次露面是蒋孝武带着周岁的蒋友松,去士林官邸探望蒋介石夫妇;最后一次曝光是接见即将离职的美国驻台“大使”马康卫,为了这次会面,“总统”医疗小组全副武装,在后侧隐秘处严阵以待。
蒋介石牢牢抓着手中的权力,绝对不是因为当时的台湾没有人可以替代他,也不是因为他在台湾如何德高望重,老百姓特别拥护他,使其盛情难却,而是因为其个人的政治利益所致。凡是独裁者,总想在公家的地盘上干点儿私活,他们或者企图借权力得到捞取巨额的物质利益,或者希望把江山传给子孙后代,或者渴望享受那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精神快感,没有了权力,他们所梦想的一切就会成为泡影。
独裁者想要牢牢掌权,也与他们对自身命运的忧患感相关。某个人通向独裁的过程,也是其他人被奴化、被剥夺的过程。人与人是有区别的,有的人甘于被奴役,有的不愿意长期被别人欺凌。独裁者抓住了权力,被奴役的那些人未必能拿自己怎样;如果他们失去了权力,就有可能被别人彻底清算,遭遇自己不愿看到的悲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独裁者心中,权力是其永远的救生圈。
领导者的权力都是公众出让的,只能用来给公众谋利,如果权力可以成为某个人或某个小范围的人的救生圈,权力必然胡作非为。从这个意义上,禁止任何人终生拥有权力,不让任何人获得不受制约的权力,是人类必须直面的一个课题。
康有为、段祺瑞的义与不义
将康有为、段祺瑞摆在一起,有人也许会觉得过于混搭”,的确,这两个人的反差实在太大了,他们一个是文人,一个是武人;一个活跃于清末,一个蹦跳于民初;一个是所谓的“南海圣人”,一个是公认的镇压学生运动的刽子手。然而,我们只要多些耐心,就会发现这两个人身上都体现了某种非常矛盾的东西。
讲到康有为,人们第一时间记起的是他发动的戊戌变法,虽然他后来的保皇”被人视为落伍之举,戊戌变法却让康有为长享盛名。说到段祺瑞,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三.一八惨案,是刘和珍、杨德群等爱国学生在执政府面前的喋血(据后人考证,“三.一八”惨案并非由段祺瑞下令而起,他作为政府首脑,只是对此事负有领导责任),是他与众多的军阀之间的混战、同黎元洪的“府院之争”。
依中国人品评世事的逻辑,我们多半会认为康有为是个君子、段祺瑞是个小人,可是事实却跟我们开了个无情的玩笑。就私德而言,段祺瑞实在比康有为高尚。
康有为非常贪财,他本是保皇党,但为了利益,却叫梁启超以与孙中山联合革命的名义在海外华侨中募集捐款,并许诺怃恤失败的革命党人。巨款到手,他跑到香港做了寓公。湖南哥老会”首领杨鸿钧、李云彪因为参加革命党人发动的武装起义遭清廷通缉,贫病交加,请求康有为资助,康有为避而不见,还叫守门的印度差使将他们赶走。革命党人听说后,气得头上快把头顶破了,苏曼殊甚至生出过谋刺康有为之心。
康有为不讲义气。戊戌变法失败后,他的同伴在北京遭严刑拷打,甚至被砍头,他一个跑到南方,兴致盎然在西湖上与女人品酒作联,横槊赋诗。好像这场变法运动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康有为特别好色,他嘴上主张一夫一妻,说一夫可娶数妇”,“公理不合,无益人道”,自己却娶了6位太太,19岁娶22岁的大夫人张云珠,39岁娶18岁的二夫人梁随觉,51岁娶17岁的三夫人何旃理,55岁娶16岁的市丹鹤子为四夫人,60岁娶廖定征为五夫人,62岁娶19岁的张光为六夫人。遭到社会非议却强辞夺理地说:“现在生活不容易,我是帮忙养着几个女人”。娶了这么多老婆还不算,他还经常出入风月场,年轻时曾闹出过进妓院赖嫖资的笑话。
段祺瑞呢,他的政治眼光有些问题,人品却很被人称道。他有个外号叫六不总理”,即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他平时不食荤菜,只吃低劣的食物,其日常饮食差到家人都不愿与之同桌的程度。
军阀时代,有点权力的人都挖空心思索贿受贿,身为中华民国执政的段祺瑞却不收礼。一般人送的礼物他会无条件拒绝,有时朋友和最亲近的下属送来礼品却之不恭,他才在礼品中选择一两样最不值钱的留下,其余的一概退还。当时的江苏督军齐燮元曾送给段祺瑞一件镶嵌着各种宝石的屏风,精美至极,家人极其喜欢,希望段祺瑞留下。第二天起床一看,屏风没有了。原来段祺瑞一早就派人将屏风还给了齐燮元。据说段祺瑞为官只有一次毫不犹豫地收了别人的礼物:冯玉祥送的一个大南瓜。
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一个人的私德如何与公义结合在一起。人的私德固然非常重要,有了良好的私德,别人才愿意跟你打交道。但符合世道人心的公义也是我们必须格外重视的,一个人既有私德,又能时怀公义,比如晚清的曾国藩、民国的黄兴,最能让人敬重。如果私德与公义相悖,一般人或许更多地还是会在乎公义。好在晚年的段祺瑞对自己早年的行为也有了认识,1933年,他已下野多年,日本人跑到他天津的家里,鼓动他像溥仪一样做傀儡,段祺瑞断然拒绝。为了表示自己对国家的忠诚,他不顾68岁的老迈之身,来到国民政府控制的南方。此举赢得了国人的尊敬,蒋介石曾组织一支六百多人的队伍迎接段祺瑞,并对其执弟子礼(蒋曾是段祺瑞做过总办的保定军校的预科学生)。正是因为他晚年的这种民族气节,他的名字才不至于完全被早年干出的有伤公义的事情玷污。
蒋纬国当年的火车奇遇
蒋纬国是谁,我想用不着饶舌,看官只要翻一下历史书或者查一下网络,这三个字就会像山脚下的泉水沽沽地冒出来。
上世纪30年代,这位未来的国军陆军二级上将当时还是上尉,某次他坐陇海线的夜快车从潼关回新安。火车尚未启动时,进来一位国军少将,蒋纬国站起来向他敬礼,敬完礼还没坐下,少将就命令他说:“上去”。蒋纬国本来买在下铺,少将发了话,他只好睡到上铺。他把上衣脱掉,挂在上铺,无意间露出了他的白朗宁手枪,这是他临去部队时其父送给他的。少将一看到这把手枪就问他:“你这把手枪哪里来的?”蒋纬国说:“我老人家送给我的。”少将又问:“他也是军人吗?”蒋纬国答:“是”。少将说:“我看一下行不行?”蒋纬国说:“行。”于是便把手枪拿出来,退出子弹交给少将。少将看了之后眼睛恨不得将这把枪吞下去,说:“我跟你换一把怎么样?”蒋纬国说“行。”少将的手枪其实也是白朗宁,只是已经生锈,蒋纬国把退出的子弹再装回弹夹,将弹夹也给了少将,少将说:“好了”,然后把自己的手枪放在蒋纬国的枪套里。
蒋纬国在火车上经历的另一件事也使他终生难忘。某次,他从西安回潼关,车很挤,火车开动时,他看到一个国军上校从别的地方挤过来往前走,没多久,又看到他从前方挤回来。第二次经过蒋纬国的座位时,蒋纬国站起来问:上校,你是要找人还是要找位子?”他说:“找位子啊。”蒋纬国立即将位子让出来说:“请坐吧!”上校看了蒋纬国一眼,“啪”的一巴掌打在他脸上,很生气地问:“刚才我过来时你看见了没有?”蒋纬国说:“我看见了。”他说:“你刚才为什么不让?”蒋纬国说:“上校,刚才你是从背后过来的,等到看见你时你已经走过去了,我以为你在找人,现在看你又挤回来了,所以我特别问一问。”没想到他“啪”的一巴掌又打过来,凶巴巴地说:“你罗嗦什么!”意思你怎么还不让出座位。其实,蒋纬国其时已站在旁边,将位子让了出来,看到上校这样,他只好再次说:“你请坐。”上校心安理得地坐着蒋纬国的位子,蒋纬国只好不声不响地坐到厕所里。
上述旧事,见于刘凤翰整理的《蒋纬国口述自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1月版)一书。从这两则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国军一些军官的特权思想严重到了让人难以置信的地步。蒋纬国乘火车碰到的少将、上校都不是他的上级,只是军衔高于他,然而,因为有了这点优势,这两个人一个敢对蒋纬国颐指气使、强索枪支,一个敢将蒋纬国的好心当驴心肺,当众侮辱他的人格。蒋纬国其时大小也是个上尉,如果碰上军衔比蒋纬国更低的,或者是手中连枪都没有的平民百姓,这些军官们的威风不知会耍到什么程度?国军军官特权意识这样浓厚,社会上其他官员呢?他们能够独立于绝对权力的污泥浊水之外吗?
特权是某些官员利用手中掌握的公权作不合理地扩大个人或小团体利益的一种行为,它本质上与普通民众的利益会发生激烈的冲突。一个社会权力越不受制约,耍特权的人越多,民众的权利越难得到有效保证,社会就越缺少公平公正。国民党军队为何年年需要抓壮丁,国民党政府为什么获得了抗战胜利依然拢不齐人心,都可以从其时的权力生态里找到深层原因。
当然,这两个故事还有个让人喷饭的尾巴,需要交代一下。蒋纬国从潼关回新安那次车到西安,胡宗南派熊副官来接蒋纬国,前面说的少将也认识熊副官,问熊副官接谁,熊副官说我来接蒋上尉”。他又问“在哪一车?”熊副官说:“就在你后面。”后来这位少将就走了,蒋纬国也跟熊副官一起走了。将近中午时,有人报告:“外面有个少将跪在门口不肯走,要求见蒋上尉”。蒋纬国只好赶快出去将此人扶起来,少将请求将枪还给蒋纬国,当蒋纬国表示“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将军如果喜欢的话就带回去用好了。”少将说:“那不行,以后见了老太爷怎么说。”第二个故事结尾亦如出一辙,当火车上的列车长将蒋纬国的身份告诉那个上校,上校跪在蒋纬国所坐的厕所门口,再三道歉,恳求其原谅自己,并请求他回到原来的位子上。此两人先倨后恭,原因很简单:蒋纬国背后站着民国最高领导人,民国既然是个权力不受制约的社会,这两个耀武扬武的军人,他们的脑袋自然也系在蒋纬国背后的那个最高领导人的裤腰带上,随时可能掉下来,他们希望获得蒋纬国的原谅,不是乌鸡突然变成了凤凰,改掉了脑子里的特权意识,无非是想化解自己面临的某种风险。
特权不仅是民权的死敌,许多时候,在特权者自己的生态圈里,它也会大鱼吃小鱼。
陈济棠的迷信及其他
迷信,顾名思义,指迷惑性的信仰,不过,当事者是不会把它看成迷惑性的,否则,形形色色的迷信闹剧也就不会产生了。迷信其实不只是信仰问题,它的背后有着许多文化秘密。
20世纪30年代,军阀陈济棠不甘屈居蒋介石门下,风水师告诉他:只要把祖坟迁个地方,就不会再屈居人下,而洪秀全家祖坟的风水非常好。陈济棠于是利用职权,把洪家祖坟迁出,把自己祖宗的枯骨移了进去。结果官帽还是毫无动静。1936年,因为军阀内部的矛盾,陈济棠决意反蒋,正犹豫不决,又想起了相士,相士一番装神弄鬼之后,说了八个字:洪福贵重,机不可失。陈济棠得到此种鼓舞,加上又受到广西李宗仁、白崇禧的怂恿,决定大举兴兵北伐。然而,兵还未动,他的空军首先反水,投入南京国民政府的怀抱,陆军也作鸟兽散,惶惶不可终日的陈济棠只得打起背包走人,躲到香港。
陈济棠绝对不是一个草包,主粤期间,在经济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比如他兴建了一批现代化工厂,为广州现代工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也重视商业,兴建了惠爱路(今中山五、六路)及上、下九路和西濠口商业区;市政建设亦有改观,修建了西湖路等,兴建了中山纪念碑、海珠桥、中山图书馆、爱群大厦等大型工程;在航空、教育等方面也卓有建树……他的失败在于一方面想做更大的官,另一方面又不愿信人,即靠老老实实的苦干获得公众和上司的认可,而是玩小聪明,希望通过看风水、看面相等预先窥知命运对自己的安排,结果自然是鸡飞蛋打。
历史常常有相似之处,有人脚踏进了二十一世纪,脑子却还停留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们象当年的陈济棠一样,在仕途上只信天命不信奋斗。河北省原副省长丛福奎长期在住宅内烧香念经,海南屯昌原工商局长吴岩用菩萨代替党组决定人事安排,辽宁省沈阳市原中级法院院长贾永祥雇风水师为法院的大楼看风水,湖北省蕲春县包括县政府在内的19个党政机关门前蹲着价值六七万元的石狮子,有的还缠了“避邪”的红布,连数月发不出工资的环卫局也摆放了石狮子……
官员信鬼不信人,原因很多。首先是因为做官有着巨大的物质利益。中国的官员名义工资并不高,但实际待遇诱人,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公费旅游,一个人手中有了点权力,几乎无处不可以公款买单。既然做官能大幅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希望靠菩萨等神秘力量的帮助得到升迁也就成为必然。其次,官员信鬼也与信人之路在一定程度上被堵有关。迷信往往是弱者自卫的武器,一个社会如果只看官员的品德、能力、政绩,谁做了对公众有益的事,谁就有机会获得升迁,官员自然会信人,如果选拔机制不科学,做事的得不到提拔,拍马溜须的能得到好处,包括迷信在内的怪异行为就会泛滥成灾。
随着现代法治理念的确立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强力推进,陈济棠式的官人迷信必成历史遗迹,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在仕途上完全信人,一定会成为我们这个社会官员的唯一选择。
历史评价的墨迹效应”
袁世凯这个人注定一辈子不得安生,即使死了也是如此。
1914年6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为了夺取德国在中国的权益,悍然向盘踞在胶州湾的德军进攻。其时的中国国弱兵疲,根本不是日本人的对手,时任中华民国总统的袁世凯决定仿效当年清政府的做法,划出一条走廊让日军通过,这个决策得到了政府其他高官的支持。然而,日本得寸进尺,逾越了袁世凯划定的中立区,趁机占领了胶济铁路全线和沿路的矿山。袁世凯政府非常气愤,要求日本立即撤军,日本不但不撤兵,还在1915年1月提出了二十一条足以将中国殖民地化的无理要求,并希望袁世凯政府“绝对保密,尽速答复”。
收到日本照会,袁世凯极其愤怒,连续三天召集手下商讨对策。他启用一杯茶都可以泡老半天的慢性子陆徵祥与日本周旋,以赢得反应时间,接着又授意陆徵祥、顾维均等外交人员向欧美列强泄露交涉内容,希望他们干预。二十一条”的有关内容在外国报纸上公布后,西方人反应平平,中国人的愤怒却如火山爆发。北京二十万人到中央公园集会,捐款一百万元作为救国基金;上海国民外交外援会等致电袁世凯誓死反对,连被袁世凯等人通缉的同盟会元老黄兴、陈炯明等人也公开呼吁暂停革命,一心对日。因为强大的舆论压力,日本人想尽快结束谈判,主动就一些条款做了让步,并于1915年5月7日向袁世凯发出四十八小时之内必须满足日本要求的最后通牒。同时日本将军舰开进中国渤海,随时准备向中国发动进攻。电闪雷鸣之际,袁世凯依然在最后通牒文本上批示:“顾问、兵器、兵厂大损主权,中国政府绝难承认。虽4月26日修正案重为修改,性质略变,但中国政府视之仍有影响主权之虑,故请全行删去,断难留此纠葛之点。”5月8日上午,袁世凯召集中央政府会议,外交总长陆徽祥向大家通报了英国公使朱尔典与其面谈的情况,朱尔典劝袁世凯接受日本人的通牒,忍气吞声等待十年,再与日本一决高下。情形如此紧急,袁世凯只好下决心签约。他在中央政府会议上声泪俱下地说:“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语云:无敌国外患国恒亡。经此大难,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所谓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或可尚有希望。若事过境迁,因循忘耻,则不特今日之屈服奇耻无报复之时,恐十年以后,中国之危险,更甚于今日。”他还公开同意将条约签约日(5月9日)定为“国耻日”,对外声明该条约完全是由于日本发出了最后通牒才不得不同意签订的,为日后各届中国政府推翻该条约提供了方便。
以往的历史著作总是说,袁世凯为了获得日本人对其称帝的支持,接受了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事实并非如此。日本动没动过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条件,要求其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的脑筋?的确动过。还在与袁世凯谈判“二十一条”时,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就对中国外交次长曹汝霖说:“敞国向以万世一系为宗旨,中国如欲改国体为复辟,则敞国必赞成。”日置益还曾当面对袁世凯说:“袁大总统,我还是觉得中国复辟帝制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日两国是近邻,若贵国君臣易位,我日本天皇也受影响啊!”然而,当袁世凯表示不愿接受“二十一条”,并指示手下将该条约内容透露出去,最后也只是部分接受条约内容,日本人立即翻脸,转过来积极支持反袁力量。
在历史阅读中,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某些历史人物,因为曾经有过大奸大恶,后人对他当初所做的其他事情也总是习惯性地做最负面的评价。就像墨水倒在纸上,污迹会由沾了墨水的区域一步步向四周扩散。这种现象我名之为历史评价的墨迹效应”。
我并不想在这里为袁世凯翻案,一个国家元首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本来就不值得同情,更何况日本人当时的乘人之危也不仅仅是乘的外国人之危,也乘了中国人之危——以袁世凯为代表的中国当权者争权夺利,将国事弄得一塌糊涂,日本觉得中国是一盘散沙,正好可占到便宜,但公道地说,袁世凯之与日本人签订“二十一条”,确实有着他的某种不得已。就像李鸿章一辈子不喜欢日本人,晚年更以踏入日本领土为耻,在特定时刻,却不能不与日本签订被视为卖国条约的《辛丑条约》一样。后人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可以有自己的褒贬,却不能任意发挥,更不可以无视当时的历史情境。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说,后人对某个历史人物的评价之所以出现墨迹效应”,其当事人也难辞其咎,我们不难设想,如果袁世凯不那么在乎权力,如果袁世凯晚年不去称帝,就算他被迫签订了屈辱的“二十一条”,人们对他的评价还会那么低吗?
历史评价是别人给的,出不出现墨迹效应”你管不着,但一步一个脚印地写好自己的历史,却是我们完全可以做到的。
孙中山的道”与“术”
在中国现代史上,孙中山无疑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的伟大在于以非同寻常的影响力,推动中国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为了尽快实现革命的目标,他一度主动让出总统职位……然而,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孙中山也难免有着种种局限,比如他常常把对革命的渴望放在程序正义、国家长远利益之上。换句话说就是,在孙中山的一些具体行为中,只要“道”(最终目标)是正当的就行了,至于“术”(过程)正不正当,不是特别要紧。
1922年6月16日,因为建国理念的分歧,陈炯明手下的粤军发动兵变,包围越秀山下的总统府,要求孙中山下野。其时孙中山事先得到粤军第三师师长魏邦平的警报,已离开住所,从黄埔口登上了永丰舰,但府内卫队拒绝缴械,双方发生激战,至午后粤军才占领总统府。孙中山对陈炯明的行为非常气愤,下令舰队向广州城内开枪,次日,再行乱炮轰击。两次开炮,造成广州市民死亡人数过百。(资料来源:邵建:《瞧,这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第1版,247页)
孙中山还有一件事做得更加出格。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被迫再度流亡日本。他重组中华革命党,准备重新发动武装斗争。而革命是需要钱的,为此孙中山多次与日本人会谈借款的事情。为了及时得到日本人的借款,孙中山的有关承诺不惜损害国家的主权。1914年5月11日,孙中山致信日本首相大隈重信,请日本助中国革新,中国将给予“开放全国市场,以惠日本工商”(《孙中山外集》244页)的报酬。同年8月24日,孙中山对犬养毅说,自己正准备起兵举事,“此时若在中国内地发生动乱,必给日本外交带来极大好处,为此日本政府务必支援中国革命,此点请阁下予以关照。”谈到军费筹措情况,孙中山说:“如若此次仍不能筹足所需资金,即使附加任何条件,也靠阁下在日筹款。”1915年底,孙中山秘密会见日本陆军参谋总长上原勇作,他在和上原勇作的谈话中请求日本支持中国革命,开出的条件使有血性的中国人惊愕。孙中山说:“日本人口年年增多,东北三省的辽阔原野适于开拓。日本本来资源贫乏,而满洲,则毋庸讳言,富于重要的资源,日本瞩目斯土,乃当然之国策。对此,我等中华革命党员能予充分谅解,故可以满洲作为日本的特殊地区,承认日本移民和开拓的优先权。”“不仅满洲,中国本土的开发亦唯日本的工业、技术、金融力量是赖。”“倘日本真能以互助的精神,诚心实意地援助中国的革命统一,相互提携,为亚洲的独立与复兴通力协作,则中日两国的国界不也可以废除吗?”(《孙中山外集》225-226页)当然,孙中山同时也声明“东三省是中国领土,主权仍属于中国”,但在东三省给予日本这么多特殊利益,中国还能很好地行使主权吗?即使在袁世凯死后的1917年9月15日,孙中山与日本社会活动家河上清的谈话中仍然表示,希望日本给予‘武器、军火和大量贷款’,他特别说明,一旦他掌握权力,将愉快地将满洲交给日本人管理。1918年11月16日,孙中山会见日本人松永安左卫门,再次提到以“领有满蒙”为条件寻求日本的帮助。他说:“目前中国南北对立是日本助长起来的,日本如果改变援助北方派的政策,北方派就会不攻自灭。日本如果援助南方派的话,可以承认日本对“‘满蒙’的领有。”(《孙中山外集》236页)(以上资料来源:傅国涌:《历史深处的误会》,东方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41页、42页)
只要不刻意去维护什么,我们不难看出孙中山思想上的一些重大缺陷。陈炯明发动兵变、逼孙中山下野当然不对,孙中山对此感到愤怒完全可以理解,但一个革命领袖再不满,也不能命令舰队向自己的人民胡乱开炮呀,孙中山的舰队开炮,也许确实表达了他继续革命的意志,但一百多无辜的市民却因此送了命,这样的做法称得上正义吗?孙中山向日本借款的手段也令人遗憾。一个领袖想从事革命向别国借钱没什么,即使承诺的利率高一点,也不会有人说三道四,但拿国家领土主权做交易未免有些离谱。如果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的最终结果是愉快地将满洲交给日本人管理”,那么,辛亥革命还有什么价值?要知道,即使最腐败最无耻的慈禧太后当年也不敢这么干。
人活着都要追求某个目标,在国势颓危时,政治人物想通过发动革命复兴国家,也无可厚非。然而,革命作为道”必须建立在给公众带来幸福、确保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促成国势强大等“术”的基础上,否则,革命的意义就会大打折扣。
男权社会的爱情不等式
每次进卡拉OK唱歌,总有人唱起电影《知音》的主题曲。这部电影实在太有名了,它描写的蔡锷与小凤仙的故事不知感动过多少人。想想看,一个是年轻有为的民初军事天才,一个是色艺俱佳的乱世名妓,英雄美人再加上爱情故事通常具有的偶遇、浪漫、温馨、惺惺相惜,使他们的爱情平添了几分神秘的成分。再说,民国初年也不比现在,男人嫖妓娶小可以公开进行,无顾无忌,男女感情的释放自然格外来得充分。
然而,蔡锷与小凤仙的爱情一开始就埋下了悲剧的伏笔。蔡锷胸怀大志,立志救天下万民于水火,泡妞不过是一种麻痹敌人的手段,一旦顺利离京摆脱袁世凯的控制,革命大业便成为他全部的工作;小凤仙呢,她当然识大体,忧心国事,也具有高度的正义感,但庶出的经历、流落的苦痛、遭人凌辱的命运使她更看重个人的出路,更在乎男女之间长久的缠绵。就算以上因素不存在,蔡锷与小凤仙的爱情也未必能修成正果。蔡锷虽然对共和制度有非常深刻的理解,堪称民族伟人,但在男女问题上,未必没有传统观念(他纳妾即是一种证明),小凤仙的妓女身份始终是横亘在他们面前的一条大河,没有一只船可以渡越。也许对于蔡锷,小凤仙更多的只是一个聪明的善解人意的风尘女子,一个人生失意时憩息灵魂的小小驿站,这种女人可以消遣,却不足以当作真正用情的对象。蔡锷离开北京后,给第二个妻子写了那么多情深意重的信,却没有一封写给小凤仙,就充分说明这场所谓的知音”之爱在蔡锷心头的实际重量。
对于小凤仙,蔡锷是她心中真正的英雄,是她欢场人生的唯一亮色,是她感情的全部寄托。蔡锷病逝后,在北京的追悼会上,小凤仙身着黑纱,悲痛欲绝前往祭奠,其所送挽联,虽未必是其本人亲笔所写,却足以表现小凤仙此时的心境:九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怜他忧患余生,萍水相逢成一梦;十八载北地胭脂,自悲零落,赢得英雄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后来小凤仙又有过自杀之举,警察为此特别传讯了她,小凤仙回答:“儿与蔡先生感情殊笃,比闻其死,不胜悲痛”。警察说:生命之重,不可轻生。她则坚持“个人之事,可不必管”。当然,小凤仙最后还是坚强地活了下来,离开伤心之地北京去了沈阳,另嫁他人。1951年初,梅兰芳率剧团去朝鲜慰问,途经沈阳演出,下榻于当时东北人民政府交际处招待所,收到小凤仙一封信,梅兰芳当即约她见了面。此时,她已不叫小凤仙,改名为张洗非,在一户人家做保姆。得知小凤仙处境艰难,梅兰芳立即托人解决了小凤仙的工作,小凤仙被安排在东北人民政府幼儿园工作。只是年轻时候的那段感情,一直是小凤仙心底的隐痛,她的继女李桂兰回忆,小凤仙晚年“……特别喜欢一张照片,她总是拿出那张照片静静地看,看照片时也从不忌讳我们,那是她和一个年轻将军的照片。”“照片里的男人很英武,肩上有着很大的章,衣服上还有很多金黄色的穗。我就问她,‘这是谁啊’,她还是淡淡地一笑回答,‘这是一个朋友’。”
在男权社会,女人要想实现爱情与婚姻的统一,至少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出身干净,不会让喜欢自己的男人丢面子;二是性情、品行能讨公婆喜欢;三是对男人的寻花问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三者缺一,所有功夫作废。而男人想让某段爱情变成婚姻,只要下个决心就行了。社会对男女品行的双重标准,是那种社会永远的爱情不等式。
革命党人的“亲男人远女人”
读历史,我发现一个极其有趣的现象:晚清的革命党人与满族统治者在政治观念上南辕北辙,矛盾尖锐到彼此都想置对方于死地,然而,在某些文化观念方面,革命党人与皇家统治者似乎没有太多的区别,尤其是在对待女性的态度上。换句话说,一些革命党人轻而易举地剪掉了头上的意味着异族奴役的辫子,却没有甚至不愿剪掉脑子里封建意识的辫子。
唐群英是老同盟会员,她不仅到处宣传民主革命,还亲自带领“女子北伐队”与敌人拚命。然而,革命成功之后建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却完全无视女性的公民权利。唐群英曾5次上次孙中山和临时参议院,请求在“宪法正文之内订明无论男女一律平等,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可是这些提案都被男性革命党人操纵的临时参议院拒绝,连有心帮她的孙中山也无可奈何。唐群英气愤不过,带领一帮女子大闹临时参议院,还是没有解决问题。更让唐群英伤心的是,同盟会章程中原有“主张男女平权”的内容,后来同盟会等几个党派合组为国民党时,主事者宋教仁、林森等人屈从其他党派的意见,居然将这一条删掉了。
在漠视妇女的合法权益方面,1907年即秘密加入同盟会的陈济棠走得更远。20世纪30年代,陈济棠主政广东,俨然以第二个朱熹自命,将妇女从头管到脚。陈济棠规定:“(女子)旗袍最长不得拖至脚踝,最短必须过膝。衣领最高不得超过二寸,最低不得低于五分。袖子最长不得超过手指,最短也要过了肘关节。穿旗袍时,要穿过膝长的内裤。穿短衣者,衣长要盖过臀部三寸,衣身不得绷紧贴体,须稍宽松。裤子不得太短,最短也要过膝盖以下四寸。如穿裙子,裙身也要过膝盖以下四寸。穿旗袍出户外时,不得赤足穿鞋。”规定女人如何穿衣不过瘾,陈济棠还要进一步压缩女人的生存空间,1935年,被陈济棠操纵的广东省政治研究会通过所谓的男女权限议案,其中有这样的条文:“禁止男女同车;禁止男女同食(无论官署、家庭、茶楼、酒馆,一律禁止男女同食),女人须待男人食毕,方可进食;禁止男女同住(旅馆一律禁止男女同住一室);电影院禁止开演男女共演之影片。”制订法令之后,陈济棠派出风纪纠察队四处捉拿“违法”妇女。1935年9月1日上午11时,19岁少女林玉卿在内袍上罩黑纱隐现肌肉,脚穿白皮鞋,没穿袜子。戴黑眼镜,佩心口针,与未婚夫刘某拍拖,被警察带到分局处理。1936年某日,一公务员妻子穿的旗袍因为违反所谓“规定”,被风纪员在旗袍乳房部位盖上违纪的蓝印,引起舆论大哗,广州妇女协会也指斥此举侮辱妇女过甚。因为激起众怒,陈济棠管制女性的法令才黯然收场。
男人也是女人生的,对作为女人的母亲,男人们常常会本能地生出尊敬,然而,对其他女性,一些早期革命党人却表现出男人内心深处的偏狭、傲慢。这自然并非偶然。辛亥革命虽然有秋瑾、唐群英等优秀女人的身影,但囿于礼教与女人所受教育的低下,它主要是一场男人的革命。没有女性的参与,辛亥革命或许会不完整,却未必不会成功;没有男性参与,辛亥革命压根儿就不会发生,毕竟最初生出革命念头的孙中山、黄兴等都是男人。在国人的观念里,谁打江山谁坐江山,既然辛亥革命的骨干力量是男人,建立政权后,一些男人当然潜意识地顾盼自雄,忽视女人。
中国的传统文化更是深深地歧视妇女,“女子无才便是德”、妇女“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等男权意识不仅深深地影响皇家统治者,同样也影响着早期的革命党人。他们对女人公民权利的无理剥夺也好,对女性基本人身权利的横加干预也罢,都深深地打上了男权的印迹。史家说:辛亥革命是一场不彻底的革命,理由是革命发生不久,原来的旧统治者就篡夺了领导权,其实仅仅是从男女无法平权这一点,也足以说明辛亥革命的缺陷。
一场符合主流民意的革命必然有着巨大的社会意义,但革命并不天然地给每个弱势者带来明天的曙光。要让革命不成为某些人压制另一些人的资本,我们就必须高举以民主、公民尊严为基本内容的政治理性,借政治理性的驱力一步步构筑更加人性的文化。
大刚者往往大慈
平生最喜欢那些独具个性的人。在我看来,一个人的言谈举止特异于众,其人生往往更具社会标本意义。
有两个军人戎马一生,战功卓著,内心深处却始终充满着对人的仁慈和关爱,对生命真正的尊重。
第一位叫刘伯承。晚年的刘伯承从不主动提起自己参加的战争,拒看一切战争片,特别是内战片。他多次说:我们牺牲一位战士,他的全家都要悲伤,这给那个家庭带来多大的损失!同样,一个国民党士兵死了,也会殃及整个家庭。他们都是农民的子弟,一场战争要损伤多少家庭啊!就是因为这个,每在战前我们连觉都睡不好。现在战争结束了,我就不愿看、怕看战争的场面……我至今仍看到无数同胞为我们铺设的一条血肉模糊的路,我们是踏着他们的尸体走向胜利的。敌人也一样,他们也是我们的同胞啊!”
  刘帅的二儿子刘太行曾问父亲:淮海战役打得那么漂亮,怎么从未听您在我们面前提起过呢?”刘帅不堪回首地说,那场战役结束后,他梦见千百万年轻寡妇找他要丈夫,无数白发老人找他要孩子,他心里不安,所以根本不愿去想、更不会去谈起那场战役。
第二位叫孙立人。孙立人官至国民党陆军总司令,是抗日名将,曾任国民革命军新三十八师师长,在缅甸仁安羌战役中创造了以不满一千的兵力,击败十倍于我的敌人,救出十倍于我的友军”的战争神话,为中华民族赢得了巨大的国际声誉。
孙立人的性格中同样有铁血之外的一面。淞沪会战时,孙立人时任税警四团团长,他手下有一位连长叫徐永皊,在战争中受伤,导致右腿被锯掉。几年后,孙立人驻防贵州都匀,突然想起徐永皊。他向一位下级打听徐连长现在的归宿,这位下级告诉他徐连长装了义腿,目前寄居于昆明的亲戚家。孙立人立即将徐永皊召来,安排其在不需要跑多少腿的政训室当干事,并叮嘱政训室主任一定要关照徐永皊。
在仁安羌战役中,为解救被日军团团围困的英军,营长张琦殉国。孙立人下令步兵团抢回张琦遗骸,并亲自为其选墓地,绘墓葬图,令工兵连夜造棺。他对步兵团长说:如果不抢回张营长的遗骸,我对不住他的父母。”1988年,孙立人忽然想起张琦,心中非常不安,千方百计为张琦向“国防部”申请抚恤金,并托人将美国追赠张琦的银星勋章带回大陆,交给张琦的女儿张锦兰。
齐学启是孙立人的老同学、老搭档,在缅战中为国捐躯,孙立人一直将其记在心中。他曾派旧部回大陆代他去齐的坟地祭扫。发现墓破败了,出资6千美元,托人跟湖南有关部门联系,将其移葬于岳麓山,并亲撰墓志。此事办妥,孙立人松了口气说:“故人安眠地下,吾愿偿矣!”
我是在从书报上读到刘伯承与孙立人的故事的,内心非常感动!在一般人看来,像刘伯承、孙立人这样的职业军人,长年出入战场,见惯了太多的伤痛、灾难和死亡,他们的心灵应该硬得像钢铁一样,流露出如此温情实在有妇人之仁的嫌疑。这其实正是两位军人的伟大之处。
大刚之人自然不同于普通人,他们比一般人意志更坚强,在挫折、失败面前也更加百折不挠,然而,大刚之人也有着比一般人更鲜明的是非观念,更长远的眼界。刘伯承对内战的反思、孙立人对部属的无微不至的关心,其实都立足于一个愿望:让普通人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
人需要信仰,没有信仰,我们就会像河滩上的鹅卵石,随时可能被生活的流水冲到时间的大海里,默默无闻。大刚之人恰恰是最有信仰的,正因为有信仰,他们可以在战场上为了某个团队的目标拚死作战;也正因为有信仰,他们可以在战场外心怀对芸芸众生的大悲大悯。
第四辑  历史躲在不为人知的角落
圣人的无上智慧
我比较喜欢看有关名人“摔跤”的文章,这不是心理阴暗,而是希望知道名人是如何潇洒地从地上爬起来的,也算是见招学招吧。
最近读到一个故事。某次,时任中华民国总统的袁世凯吩咐下人给自己两条小鲫鱼、小盏胡椒面和几个馒头作为早餐,然后特意召见主管宣传的官员王德林。吃饱后,指着剩下的鲫鱼和馒头责备侍者:“跟你们说过多少遍,要节约……明天没有必要准备这么多啦!”下人唯唯应着。做完这些,他才对王德林顺便交代了几句“工作”。 王德林很快忘了袁世凯交代的事,却记住了大总统早餐的“简单”、“俭朴”,他写了篇文章称赞袁世凯的艰苦朴素,还督促各大报刊在头条发表。出乎王德林意料的是,文章刊发后他没有受到读者的赞美,却接到许多谴责他的电话,认为他徒有正直的虚名,却歪曲真相、混淆是非。读者说:袁世凯吃的鲫鱼,是派专人到淮河捞取活鱼后用猪油浸泡,待凝固后再密封保鲜,运到北京的。那盏胡椒面,也只是外形相象,实际上是用鹿茸、人参等十几味中药制成的补品。得知事情的真相,王德林做了两件事,一是写了一篇抨击袁世凯挂羊头卖狗肉的文章,同样要求各大报刊在头条发表;二是愤然辞去自己担任的宣传部门的职务,不再与袁世凯这个骗子为伍。王德林的知错改错赢得了许多国民的好评。
说到知错即改,二千多年前的孔子应该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某天,孔子带领弟子们周游列国,进入陈国地盘时遭到当地人围困,师生连续七天没有好好吃上一顿饭,一个个饿得恨不得将树上的虫子捉下来吞掉。孔子有气无力地躺在那里,像个无助的孤儿似的。看着老师痛苦的样子,颜回心里很不好受,他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东奔西走,才弄到一点粮食,赶紧生火,给大家做饭。饭慢慢溢出了香味,孔子睁开眼睛,看到了他不想看到的一幕:颜回抓了一把饭送到自己嘴里。孔子心里很不高兴,却假装什么都没有看到,继续闭着眼睛休息。过了一会,饭熟了。颜回先给老师盛了一碗,并恭恭敬敬地送到他的手上。孔子坐起来说:“我刚才梦见了我的父亲,如果饭干净的话,就先祭奠一下他老人家吧。”颜回赶紧说:“不行,不行,这饭不干净。刚才烧饭的时候,一些灰尘落在饭里。弃掉了很可惜,我就抓出来把它们吃掉了。”听了这话,孔子恍然大悟。他马上把弟子们召集起来,向大家公开说清了自己误会颜回的事。他说:“我们大家平时最相信自己的眼睛,认为眼见为实,刚才的事实证明,我们亲眼看见的,也不一定都是真的。我们应该从这件事得到反思,就是说,要了解一个人不是容易的,一定要调查研究,弄清真相。否则,仅凭看到的一点蛛丝马迹来作判断,就可能误解、甚至冤枉别人。”
某些国人比较喜欢造神,习惯于将有作为的人物说成无所不明、无所不能。就像诸葛亮,我们知道他联吴抗魏,知道他草船借剑,知道他让孙吴赔了夫人又折兵,知道他的聪明谁都赶不上,就是不知道他犯过什么错误,失街亭不是他的错,错在马谡;北伐失利不是他的错,错在后勤保障不及时。其实,人食五谷,哪能不犯错误?犯过错误,我们才知道哪些话不能说,哪些事不能做,因而也才明白自己该说什么、该做什么。孔子是被称为圣人的,尚且会犯错。或许就是因为明白人之犯错在所难免的道理,孔子从不自命高明,他只是说:一个聪明人应该“不二过”,所谓“不二过”,意思是同样的错误不犯第二次,用张鸣先生的话说,就是不在同一个坑里跌死。为什么不能“二过”、不能在同一个坑里跌死?因为真正的错误是无法挽回的。我们扯出了一把没结穗的稻子,这稻子不会再长出谷来;我们随意地骂了一个人,这些骂了的话也不可能收回来。世人通常说的改错,改的不是过去的错,它更多的只是像王德林和孔子一样,表示自己抛弃过去某种做法的决心,用勇气证明我们可以给周围的人营造一片心灵的晴天。
“不二过”的思想体现了圣人的无上智慧,也是关于犯错与改错的最大的辩证法。
  
毁誉之间
世界上永远有两种人,一种生命的功过没有太多争议,后人非常容易对其“盖棺论定”;一种生活经历复杂、为人处事瑕瑜互见,我们很难以某种习惯的维度去评价,杨荫榆显然属于后者。
1924年秋季,南方发大水,加上江浙发生战争,交通中断,一些学生不能准时到校,时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的杨荫榆不作认真的调查研究,执意开除推迟入学的学生,其粗暴行为直接引发了女师大学潮。后来杨荫榆又叫来警察强迫学生搬出学校,甚至领军警殴打学生。早些年的历史书喜欢说“杨荫榆站在北洋军阀政府的立场,残酷迫害进步学生”,论据就在这里。其实,生活中还有另一个杨荫榆。1918年杨荫榆放弃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教职赴美留学时,相当一批学生为之送行,有的还哭得稀里哗啦,可见杨荫榆与学生并非经常水火不容。因学潮被迫离开女师大后,杨荫榆开办女子补习学校——“二乐女子学术研究社”,潜心教学,关心学生。在日军占领苏州期间,杨荫榆利用自己懂日文的方便,设法庇护受难同胞,甚至多次赴日本领事官抗议日军烧杀掳掠的罪行,最后被日军枪杀,表现了可贵的民族气节。在我看来,杨荫榆与女师大学生的冲突,并非出于什么政治目的,只是因为其生性多疑、固执、专制。
我们不妨从几个小故事考察杨荫榆平时的为人处事。杨荫榆被免职回到苏州,有一个中学聘请她任教,不久她就与该校督学王俊生发生冲突。冲突的原因非常搞笑。杨荫榆愿意赴这个中学任教,王俊生特别高兴,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吹捧她,谁知马屁却拍到了马腿上,文中“鸾凤大贤”一句惹得杨荫榆很不愉快。杨荫榆觉得自己现在女师大校长都当不成了,是虎落平阳,王俊生偏偏要说什么“鸾凤大贤”,不是讽刺吗?她要求王俊生登报向她道歉,还请求教育部将王俊生免职。这样的要求注定无法如愿,最后,杨荫榆只好走人。
与同事相处不睦,对家人也缺少关爱、体谅和应有的温情。大哥杨荫杭家里养了一只大白猫,性情非常粗暴,有时你明明是给它喂食,它会冷不防地抓你一个大花脸,让你鲜血淋漓,孩子都希望将猫处理掉。杨荫榆偏将它看作宝贝,经常抱着它说话:“咱们顶标致的!小可怜儿,给他们欺负得怎样了?”侄儿、侄女拿她没办法,只有在感情上疏远她。
人际关系太糟,杨荫榆有时也很苦恼。某日,她突然提出要家里准备一桌酒席,宴请她东吴大学的同事,一家人只好为她效劳。客请过之后,她觉得酒席上的酒菜不好,同事们肯定会因此不满,于是一个人在客厅里兜兜转,嘴里喃喃自骂:“死开盖,开盖货!”骂得咬牙切齿。幸亏嫂子是她的同学,哥哥又一向特别关心她,才免去了一场家庭冲突。
人的现实性格常常可以从其既往的生活经历中找到因由。杨荫榆出生于无锡城里一个书香门第,其父亲是律师,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其个人条件还是不错的。然而,母亲为她选的夫婿却是一个两眼瞪得像弹珠、满嘴流着口水的傻瓜,当然,母亲最初也不知道,她只是听媒人说,蒋家少爷有一点点“不灵光”,母亲将这种“不灵光”理解为人老实。杨荫榆受不了这样的婚姻,第二天就逃回娘家,从此与婆家断绝关系。杨荫榆长相平平,父母喜欢漂亮的大姑娘,而不怎么喜欢相貌一般的二姑娘和三姑娘,也让身为三姑娘的杨荫榆生活得非常压抑。逃离不幸的婚姻后,杨荫榆先是进了哥哥杨荫杭办的“理化会”读书,后来又去苏州景海女中、上海务本女中求学,1907年,又考取官费留学,赴日本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读书,那所学校要求极严,能熬到毕业的学生不足入学数的十分之一,杨荫榆却获得了优秀毕业生的奖章。1913年,杨荫榆出任苏州女子师范学校教务长,后来又任教于北京女高师。过了两三年,她赴美留学,取得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硕士学位。1924年,40岁的杨荫榆被北洋政府任命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正因为杨荫榆时时想通过个人努力洗刷不幸婚姻和父母轻待留下的阴影,她也就形成了一种病态的自尊,时时疑心其他人瞧不起她,容不得别人发表反对她的意见。
自古毁誉不由人,一个人过分在于他人的“誉”,结果往往遭遇“毁”;而当他看淡得失、宽容别人,“誉”倒有可能不请自至。遗憾的是杨荫榆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上帝咬缺的苹果
在一般人看来,傅雷与朱梅馥实在是一对珠联璧合的好夫妻:他才华横溢,她妩媚可人;他性格刚烈,她善解人意;他感情反复,她冷静持重。傅雷夫妇的老朋友杨绛评价朱梅馥说,她集“温柔的妻子”、“慈爱的母亲”、“能干的主妇”于一身。
然而,少有人知道,这段美满的婚姻曾经差点毁在傅雷手里,一次是婚前,两次是婚后。
朱梅馥是傅雷的表妹,小傅雷5岁,曾在教会女校读过书,懂英文,会弹钢琴,尤擅弹奏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傅雷是喜欢她的,赴法国留学前,两人就订了婚,那时朱梅馥只有14岁。到了法国,傅雷一封接一封地给朱梅馥写信,朱梅馥每信必复,有次还随信寄去自己的青春靓照,背后题写“献给我亲爱的哥哥”。只是艺术家的感情像7月的天气说变就变,随着傅雷法文的日益利索,他与法国人的交往多了起来,在一次聚会中,他认识了玛德琳,一个楚楚动人的法国少女,两人随即坠入爱河。傅雷写了一封毁婚的家书,也许是因为“做贼心虚”吧,他没敢直接寄给朱梅馥,而是托朋友刘海粟代发。刘海粟深知傅雷性情多变,将信扣了下来。后来,因为玛德琳的滥爱,傅雷与玛德琳感情搁浅,刘海粟告诉了傅雷扣信之事,傅雷与朱梅馥顺理成章地结了婚。
人走进了婚姻,也生了可爱的儿子,但傅雷的感情似乎并没有归位。1936年,傅雷去考察洛阳龙门石窟,与一位叫黄鹂的汴梁女子相遇,满心的爱恋立即如火喷涌,傅雷曾经这样写道:“你笑里有灵光。柔和的气氛,罩住了离人——游魂……你笑里有青春。娇憨的姿态。”
1939年,傅雷遭受了一生中最大一次情劫,他爱上了上海美专一名学生的妹妹陈家鎏。陈家鎏是一位女高音歌唱家,有倾城倾国之色。陈家鎏一来,两人关在房子里聊艺术,弹钢琴,唱外国歌曲,平时不苟言笑的傅雷,此时变得格外平易近人。白天聊了还不够,晚上还要写情书,第二天彼此交换着看。陈家鎏因事去云南,傅雷再也没有了工作的心思,书丢得满屋,稿纸上落不下一个字。朱梅馥独自捂着滴血的心给陈家鎏打电话:“你快来吧,你来了,他才能写下去。”陈家鎏来了,坐到他身边,这时傅雷变得乖猫一般,又能顺风顺水地写下去了。在他们谈情说爱的时候,朱梅馥得去厨房,准备包括陈家鎏在内的五个人的午饭或晚餐。傅雷有过离婚与陈家鎏长相厮守的念头,但陈家鎏不愿意继续伤害朱梅馥这样的善良到不知自卫的好人,毅然拒绝了,远走香港,终生未嫁。20世纪70年代,傅雷的小儿子傅敏在香港偶遇陈家鎏,虽有银发,依然美艳至极的陈家鎏说:“你父亲好爱我”,“你母亲太伟大了”。
民国时代,文人的婚姻大都是包办的,一个留学生配一个目不识丁的小脚女人的事情比比皆是,但傅雷与朱梅馥似乎并不在此列。既然婚姻源于自我选择,傅雷为何还要“偷腥”呢?我觉得这首先与人性的缺点有关。人在本质上都有喜新厌旧的毛病,感情专一者与花花公子的区别并不在于是否对美丽的异性动心,而在于他们能不能把握住自己的感情。傅雷是个感性有余、理性不足的人,做事一向只顾自己的性情,不太考虑他人的感受。加上傅雷在法国留学多年,法国人在两性关系上比较随意,巴黎甚至因为性开放被称为“浪漫之都”,一向对法国文化怀有好感的傅雷不可能完全不受到它的影响。
傅雷与朱梅馥的婚姻尽管历尽波折,但在晚年,两年都对自己的婚姻表示了肯定。傅雷说:“自从我圆满的婚姻缔结以来,因为梅馥那么温婉,那么暖和的空气,一向把我养在花房里。”朱梅馥在给儿子的信中这样写:“不过我们感情还那么融洽,那么牢固,到现在年龄大了,火气也退了,爸爸对我更体贴了,更爱护我了。我虽不智,天性懦弱,可是靠了我的耐性,对他无形中或大或小多少有些帮助,这是我觉得可以骄傲的,可以安慰的。我们现在真是终身伴侣,缺一不可的。”
世界上没有绝对圆满的婚姻,每一段婚姻都是一个上帝或多或少咬缺的苹果,圆满与否,更多的只是当事人内心的一种感觉。
  
历史躲在不为人知的角落
有人说: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意思是人对历史的故意扭曲会使后人产生误解,将黑当白,其实,某些时候人们并未刻意扭曲历史,只是史料暴露得不彻底,我们一样会在各种眼花缭乱的说法中迷路。
得出这个结论,与张幼仪、徐志摩有关。
1922年3月,徐志摩因为爱上林徽因,与张幼仪在德国柏林签署离婚协议,此时两人的第二个儿子彼得出生才一周。张幼仪将这个不幸的消息写信告诉二哥张君劢,张君劢并没有怎么安慰自己的妹妹,更没有谴责徐志摩的不道德行为,居然说:“张家失徐志摩之痛,如丧考妣!”并叮嘱张劝仪:为了留住张家的颜面,在她离婚5年内不能同某个男人共同进出,以免别人认为她与徐志摩的离异,是因为张家女儿不守妇道。1949年,张幼仪移居香港,认识了租她房子的单身医生苏记之,苏记之对她一见钟情,张幼仪也有意与其共同生活。她写信给四哥张公权,四哥回信说:“让我考虑考虑”,然后再无下文。她接着又致信二哥张君劢,张君劢这样表态:“兄不才,三十多年来,对妹孀居守节,课子青灯,未克稍竭绵薄。今老矣,幸未先填沟壑,此名教事,兄安敢妄赞一词?妹慧人,希自决。”
1924年6月,徐志摩从日本回国后,住在上海新新旅馆。陆小曼与凌叔华分别来信,徐志摩细细欣赏之后将两封信塞在枕头底下。第二天上午,徐申如与陆小曼的丈夫王赓一起来看徐志摩。王赓是徐志摩的好友,多年来两人时有过从。徐志摩知道父亲喜欢凌叔华,希望凌成为其新儿媳,讨好父亲说:“叔华有信”,说完随手从枕头底下抽出一封信递给父亲。徐申如当即仔细看了起来,在旁的王赓也得以顺便欣赏。突然,王赓脸色变得象猪肝一样,拂袖而去。徐志摩知道大事不妙,连忙掀开枕头,发现凌叔华的信好好地躺在那里,那一刻他撞墙的心都有。看到妻子给徐志摩的信写得情意绵绵,王赓心里极不是滋味,将陆小曼召到上海,两人大吵了一架,他不甘心老戴绿帽子,不久即与陆小曼离婚。陆小曼离婚后,徐志摩结束了在凌叔华与陆小曼之间的游移,与陆小曼结了婚。
张幼仪与徐志摩离婚之后长达30年独身一人,这个许多人都知道,但通用的解释是张幼仪因为受了徐志摩的伤害,不再相信男人,对追求者不屑一顾(这样的事也是有的,比如罗隆基追求张幼仪,张幼仪觉得他是花花公子,没有答应),加上徐志摩的父母一向视张幼仪为亲生女儿,在经济上也极力资助她,张幼仪更觉得没有结婚的必要。然而,当我们读了新出的一些史料就会知道,张幼仪当年的守活寡,与其兄长反对关系极大。即使是在张幼仪独居30年后,张公权对妹妹的再婚要求置之不理,张君劢表面上说“希自决”,其潜台词其实还是反对她另栖他枝。如果不是儿子徐积楷为其撑腰,张幼仪下半辈子说不定就是天天一个人数着黄昏过日子了。
徐志摩与陆小曼的恋情也是喜欢徐志摩诗歌的人所熟知的,普遍流行的版本是陆小曼与王赓结婚后,因为王赓工作太忙,没有时间陪她,两人经常发生争吵,王赓于是将陪伴陆小曼玩的任务交给了自己的好友徐志摩,没想到徐陆日久生情,后来陆小曼提出与王赓离婚,王赓经过一番痛苦的内心折腾后决定成全他们。而上述版本却大不相同,它等于告诉人们:陆小曼与王赓的离婚出自王赓的主动选择,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合,并不是爱情的自然结果,而有着救陆小曼于急难的成分。但我们决不能因此说这则史料不真实,因为它恰恰出自徐志摩非常亲近的一个人——表弟和儿时玩伴蒋复骢的记载。
历史就是这样,许多时候我们自以为完全了解它,殊不知我们知道的往往只是皮毛,而真相却掩埋在时间的烟尘中。正因为如此,面对历史,我们不能过于自信,千万不能认为自己掌握的就是真理,得出的结论一定是历史的规律。
所谓敬畏历史,需要敬畏的不是我们写在纸上的东西,而应该是潜藏在角落里的不为人知的真相!
世界上有两种政治
1955年5月到6月,对于全国各地的“胡风分子”,绝对是一段黑色的日子,这两个月,他们在全国各地相继被捕。“胡风分子”们被捕后,接着遭难的是他们无辜的妻子。
我们不妨简单回顾一下“胡风分子”妻子的受难史。李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2月版)介绍:胡风的妻子梅志是所谓“胡风集团”的骨干分子,她在狱中呆了5年零10个月。刚入狱头两年,她不能看书看报,每天都呆若木鸡地坐在房子中。晚上电灯高悬,几乎有3个多月无法安睡,后来才慢慢适应这种生活。而她的全部罪过,不过是曾经为胡风代抄过一部分“三十万言书”。贾植芳的妻子任敏则坐过两次牢,一次是上海,一次是在青海。初到青海,最初被安排在山区教小学,后来上海的检举信来了,告任敏在王戎家中攻击毛泽东,为胡风集团鸣冤叫屈,于是又进了监狱。1962年,她出狱了,但不是正式释放,而是因为监狱缺粮,叫她自寻活路,临走时抛给她一句话:“先让你回去,什么时候要你来你就来”。任敏没有其他地方可去,只好回到山西襄汾贾植芳的家乡,和贾植芳的父母一起生活。卢甸的妻子李嘉陵原在中宣部宣传处工作,胡风写“三十万言书”时她正好在家养病,卢甸带回几千字的原稿请她帮忙抄写。她当时还开玩笑说:“我做你们的秘书,我不干!”然而,就因为这几千字的抄写,李嘉陵成了“胡风集团”骨干分子,入狱一年。绿原的妻子罗惠虽然没有坐过牢,但也深受丈夫株连。在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中,绿原被个别全国性的报刊说成是“国民党的特务”,漫画中的他牵着狼狗,叼着烟卷,非常吓人。在工人日报社工作的罗惠被隔离审查,因为“绿原是特务”,她被推断为“三青团员”。某些手握权力的人要求她揭发胡风的“反革命言行”、绿原的“特务罪行”,交代她自己加入“三青团”的时间。罗惠说:“我不是三青团,绿原也不是特务。我和他从小认识,说他是特务,我不相信。结婚十年,解放前,我们那么穷,失业,到处借钱,怎么会有这么穷的特务?我从来没看见他和国民党的人来往。报上说他是特务,是不对的……”罗惠说完这话,那些假积极们立即对她实施了暴力,一位男同事使劲煽了她一个嘴巴,一位女同事将一杯开水泼到她脸上。1957年,办公室有人主动引她聊天,谈到胡风问题,心直口快的罗惠说:“胡风问题是个文艺问题,应算是人民内部矛盾”,“绿原确实不是特务”,她的话立即被人告发,罗惠后来被打成右派,并下放到北京人民机器厂拉煤、拉砂、洗煤,再也没有回到原来的记者、编辑岗位。
“胡风分子”的妻子们遭受如此多的人生磨难,不是因为她们真有什么罪孳,梅志、李嘉陵不过是受托抄了一点属于正常的公民意见的稿件,任敏、罗惠只是为自己遭冤的丈夫说了几句公道话,然而,在那种极不正常的政治气氛下,她们却付出了常人想不到的人生代价。
世界上永远有两种政治,一是讲理的,一是不讲理的。讲理的政治判断一个人是否有罪孳,依据的不是某个领导、某个组织的意志,而是渗透着大多数人价值观的法律。你犯法了,什么人救你都没用;你没犯法,谁想迫害你都不可能得逞。不讲理的政治认定一个人正不正确、犯没犯法,唯一的标准是看你对最有权势的某些人甚至是某个人跟得紧不紧,跟得紧,不对也对;跟得不紧,对也不对。一些高高在上的人物之所以敢于在政治上不讲理,是因为他们对这个社会、对其他人有着巨大的政治操纵力,这种政治操纵力没有谁可以抗衡。
一种政治机制科不科学,不能看它自我宣传的声音大不大,其核心标准只有一个:它是否讲理,能否让公众产生真正的安全感。
                                      
郭小川的交际恐惧
极左时代,政治告密司空见惯,善良的人们不自觉地产生交际恐惧。
侯珏鑫一篇文章介绍:1974年,著名诗人郭小川下放到河南辉县“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侯珏鑫当时是辉县革委会的工作人员,因为工作关系,几乎天天与郭小川打交道。侯珏鑫发现,郭小川待人接物明显分等次。对于老朋友,比如原高教部部长蒋南翔、原新华社社长吴冷西,他非常热情,几个人拉着手谈起来没完没了。对于陌生人、不信任的人,他极其冷淡,甚至爱理不理。某天,吴珏鑫与郭小川交谈正欢,门外进来位客人,郭小川立即沉默。人家热情地跟他打招呼,他也不接茬,直到别人自感没趣,主要告退。事后,他对侯珏鑫说:“休怪我无情。这些年的教训,我得出一条结论,凡生人在场,三人以下者,绝不开口说话”。侯珏鑫问他原因,郭小川这样解释:“前些年人家搞我的专案,有些事情被弄得似是而非,我为此没少尝苦头。所以我学乖了,没有深交的人,三个人以下不开口,三个人以上才说话。即使有小人作祟,几个人的证词不可能一致,除非都没了良心!唉,不得不防,这些年咱们国家滋生了一大批专事告密取宠的奸佞小人啊!”后来,写《金光大道》的浩然也来到辉县,郭小川的神经一下子绷紧了,一连三天不出门,回避与之见面,连饭厅也不去。夜里,他将侯珏鑫拖进屋里,仔细打听:他究竟干什么来了?是否带有秘密任务?并且用非常鄙夷的口吻说:此人是个政治扒手!是江青身边的红人,凭借得宠独霸文坛,你好好探听一下,他会不会是灾星?我又该大难临头了!浩然抽空走进郭小川的房间,郭小川没有动弹也不理睬他。
郭小川对陌生人、不信任的人的警惕与其个人经历相关。郭小川33岁的时候,就是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作协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可惜好景不长,因为政治气候的反复无常,因为小人的告密,他被批判、斗争,官自然没有了,最初是去《人民日报》做普通记者,后来,连这普通记者都做不成了,只能去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从事体力劳动,再后来则是去河南辉县、林县“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经历了这么多人为的坎坷,郭小川不想“学乖”都难。
郭小川的“学乖”更折射了当时政治的非理性。在一个法治社会,官员失去职务,只有两种可能:一是辞职;一是制度性的去职,比如政府更换人选,比如被民意机构罢免,比如因年龄原则退休,不太可能因为别人的诬告而被解除职务。原因很简单:法治社会看重的是“循章”,你说某个人说了不该说的话、做了不该做的事,必须被撤掉,就得有依据,然后衡之以政策或法律条文,看他是不是到了必须被撤职或罢免的程度,否则,这样的解职就是非法的。而在对郭小川的处理中,某些上位者根本不管有不有政策与法律依据,听从少数人的诬告就轻率地作了决定。
其实,在“反右”、“文革”中,像郭小川这样遭受冤屈的人不知凡几。吴晗写个《海瑞罢官》,有人说他是为彭德怀翻案,于是被撤职、批斗;邓拓写点杂文,有人说他对社会主义不满,最终被迫害致死……吴晗、邓拓当年都是传统的革命者与共产主义的信徒,并非执政者的“同路人”。
眼睛被迫时刻圆睁,是因为心灵曾经受难,要让我们的眼睛不再那么神经兮兮,社会就必须拥有光明正大的政治。这种政治的特点是一切从民意出发,彻底服从理性,舍弃鬼鬼祟祟,拒斥胡作非为。在这样的政治下,公民的言论自由可以得到法律的保证,每个人的命运都掌握在自己手里,待人接物可以率性而为。
光明正大的政治才是真正的人的政治。


故纸堆里的真相.jpg
发表于 2014-9-3 21:33:40 | 显示全部楼层
受益匪浅。如能出版,确是本好书。
 楼主| 发表于 2014-9-4 08:02:28 | 显示全部楼层
沙地 发表于 2014-9-3 21:33
受益匪浅。如能出版,确是本好书。

谢谢夸奖!问候!
发表于 2014-9-27 08:32:54 | 显示全部楼层
厉害。
发表于 2014-9-29 18:10:44 | 显示全部楼层
名副其实的大家,学习了。
发表于 2014-9-30 08:44:36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素心若水 于 2014-9-30 08:46 编辑

这好文字,若是出版了,我肯定是要买回家,放在枕边,细细品看的!期待中......
 楼主| 发表于 2014-11-9 08:49:43 | 显示全部楼层
感谢朋友们的热心支持!也感谢出版界朋友的联系(因为本人这段比较忙,未及时查看留言,失礼了,请原谅)。北京一出版社主动联系本人出一本历史随笔集, 我将此书投过去,出版方马上通过了选题,目前已签出版合同,是按版税付酬的。预计2015年上半年会上市,敬请大家关注!
发表于 2014-11-11 19:08:08 | 显示全部楼层
恭喜了。
发表于 2014-11-19 21:05:33 | 显示全部楼层
congradulations!
发表于 2014-12-12 21:08:53 | 显示全部楼层
再次恭喜,预祝大卖!
发表于 2015-1-28 23:21:47 | 显示全部楼层
这本书什么时候可以出版啊?如出版了,一定买一本放在床头看。
发表于 2015-3-1 17:50:19 | 显示全部楼层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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