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团

查看: 2156|回复: 7

儒学的改造——一种非西方视角下的中国国学和传统文化

[复制链接]
发表于 2013-11-29 11:13:1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出版投稿
写作进度:
作品字数: 110000 个字
作者署名: 仅本站版主以上管理人员才能浏览。
著作方式: -
作品版权: 不完整版权
出版方式: 低稿酬出版 
内容简介: 儒学本质上是一种前现代的残留,它代表了早期人类,也就是氏族和部落阶段的一种原始集体主义,这种集体主义基于血缘和宗族。这种集体主义整体上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但是其作为区别于西方知识、真理意义上主体的主体哲学,对今日中国和世界又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要改造,就是扩大,突破狭隘的血缘和宗族,扩大大全中国乃至全世界。 全书一共由两个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运用大历史的视角和中西对比的方法解决儒学的定义问题,第二部分主要解决一个改造问题;先是明确了标准,及抛弃西方中心论,然后再在历史的高度对传统儒学进行了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四个方面的改造。
作者自荐: 目前国内关于国学的书籍大体上可以分为二类:一类是国粹类,流于考据,完全脱离现实,古籍翻印成风,高高在上,言必称孔孟,实则孔乙己之辈。所谓大师等等均属此类。二是市场派,以于丹为代表,是另一个极端,完全不考虑历史,断章取义、牵强附会,捕风捉影。
而我们的这部著作则兼取二者,一方面具有历史性,但不流于考据,不纠缠于句读,还国学、儒学以原貌。二是现实性,但这种现实性是以历史为根据的,而不是牵强附会、捕风捉影,这种现实性具体体现在其与当下现实的高度切合:社会创新、公共精神、留守儿童、大学生就业难、老龄化、社区融合……
作者简历: 作者简历,本站实名认证会员和版主以上级别可以浏览。(以真实身份换真实信息)
电子邮件: 电子邮件地址,本站注册会员登录后可以浏览。(方便取得联系)
QQ号码: QQ号码只有本站二等兵以上级别会员或实名认证会员可见。(防无关骚扰)
手机号码: 手机号码,仅本站分区版主(营长)以上级别可以浏览。(防骚扰)
作品封面:
作品目录: 序言
第一部分 什么是儒学

一 儒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二 早期儒学
三 孔子及其儒学
1、孔子其人
2、孔子的儒学
四 孔子以后的儒学
五 儒学与西学的比较
1、什么是比较
2、七个方面
A概述
B七个方面
六 什么是儒学
第二部分 儒学的改造

一 为什么要改造
二 改造标准问题
三 改造的四个方面
1、经济方面
A节约问题
B就业问题
2、政治方面
A特权与腐败问题。
B公共精神问题
C组织结构问题
D国家意识问题
3、社会方面
A婚姻与家庭问题
a婚姻本质
b男女结交方式
c家庭教育
d家庭成员沟通
e治家、理家
f口头语
B养老问题
4、文化方面
A宗教方面
B语言方面
备注: 营销建议: 一 联系一些对此次教改较为积极的学校,建议作为课外辅助资料。
二 联系大学国学院和社会国学研究机构,邀请其写书评,写序言。
三 联系各种国学培训机构,学生的、成人的,都可以,推广为教材。
四 联系一些民间公益书屋,争取纳入采购,政府的也可以,比如农家书屋。
五 联系一些外国人,读者、学者、一般人都可以,邀请其写一些观后感等。
                                   样章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1·1)
   
这句话一直都被后人误解了,后人把第一句被理解成一种学习方法,而第二句被理解成一种交际、交往,第三句则被理解成一种个人修养。这样的理解从语文常识上就通不过,语文常识告诉我们:一些句子放在一起必定是为了表达某种思想,或者说它们有一个中心思想,而这样的理解根本谈不上任何中心思想,整个就是一个马赛克和大拼盘;再有就是无论是书也好,文章也罢,开头往往都是非常重要的,它往往是全书和整篇文章中心思想的体现,是全书和整篇文章灵魂之所在。而这样的理解连中心思想都谈不上,就更不要说是《论语》全书灵魂之所在了。
实际上这里的“习”应当做实践和践行来理解,后人王阳明的《传习录》之“习”也应是此理解。而“朋”则是指和自己一样有志于匡扶周礼的人,就像《论语》提到的蘧伯玉“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至于“君子”当然说的就是自己,还有自己的朋友了,至于这里的“人不知”就非常直接的说明了这种情况(《史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很能说明这一点:
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
《论语》中也有一段孔子自己的话很能说明这一点: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天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14.35)
   于是整句话翻译过来就是:
   孔子说“学习了周礼就坚定不移的执行和实践它,难道不是件快乐的事情吗?有和自己一样有志于匡扶周礼的朋友来看望自己,不是件很快乐的事情吗?(我坚持匡扶周礼)而众人都不理解,我却不生气,这不就是君子吗?”
    显然只有这样的理解才能真正抓住这句话的中心思想,或者说才能使它有中心思想,至于为什么作为首章出现也就很好理解了:这句话极具概括性,是孔子一生追求的真实写照,它具有某种全局和整体的意义,而《论语》的最初编著者,可能是孔子的弟子,必定也是一位像孔子那样有志匡扶周礼的人……
说到这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位当代的大哲学家,李泽厚先生,在其《论语今读》一书中其认为“作为论语首章,并不必具有深意。”然后将理解的重点放在了“说”和“乐”上,对此我们实在不敢苟同,显然李泽厚先生此言没有考虑到孔子当时的历史性。
那么李泽厚先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论断呢?这还得从历史说起,准确的说从文革说起,就像孔子此言也是特定历史的产物一样:文革对所有的人都是一种精神的压抑,一切都要服从政治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个人的情感和利益时微不足道的,因此文革结束后人们普遍有一种精神解放的感觉,而李泽厚的“主体性实践哲学”所提倡的个体、情感、自由等正好满足了人们的这种精神需要,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从黑格尔到现代某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忽视了个体、自我的自由选择并随之而来的各种偶然性的巨大历史现实和后果…个体的存在的深刻的现实性经常被忽视或抹掉了。人成了认识的历史行程或逻辑机器中无足道的被动一环,人的存在及其创造历史的主体性质被掩盖和阉割掉了”。这样一来其其有此论,并将重点放在了“说”和“乐”上就顺理成章了…
3、儒学与法家等的比较
先说法家,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期,最初各个诸侯国的内部交往、组织结构大体上是相同的,氏族、宗族是社会的基本单元,通常一个人氏族和宗族就是一个村庄,也就是我们所强调的群体,这些村庄相对自给自足,只有少量自己无法生产的产品才由外部交换得来,比如盐铁,然后就是服从于一个更高的权力体系,也就是各自的王,最后是周天子。
从逻辑上上讲,家国天下,国家不过是家的一种放大,君王是家长,具有绝对权力。而臣民就是子女,要服从和孝敬君主,但是总的来说,就像后来的那样,政不下县,即是说,国家政权在县这个级别就停止了,下面完全是一种相对的自治体系,氏族中的长老等行使着实际意义的权力,国家对氏族和村庄的控制力整体上是很弱的。
但是春秋战国以来,人口增加,交往频繁,加之部分君主的腐化堕落,使得这些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关于这些我们再上文中已经提到过,于是兼并不可避免,人民也渴望统一,而为了在残酷的战争中中占据主动,君主必须对资源进行有效的整合,而这种整合最大的敌人首先就是宗族,因为各种资源包括人力、物力和财力都被宗族占据着,为此必须要打破宗族,对资源进行破碎化和原子化,然后重新进行整合。
而法家正好满足了这一点: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无所定,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工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於君而曲於父,报而罪之。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而人主兼举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几矣。
                                                  —— 韩非子·五蠹
    在这一过程中秦逐渐占据了主动,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秦孝公时期的商鞅改革,后者是法家的早期代表人物。
    为了进一步确保王室控制一切人力和物力资源,商鞅首先在魏国的郡县基础上增加乡和里两个更低的地方行政层级。这项措施使得秦王室有能力穿透社会而直达乡村一级,他根据五人为伍的军事组织将各户以五家为一组而组织起来,使普遍义务兵役制进一步系统化。
    商鞅还强化户籍制度,作为兵役、土地税和徭役的基础,在其主持下,秦国百姓只要达到4英尺11英寸(约1617岁)就要登记名籍,从此以后直到60岁,他们有服兵役、徭役和完税的义务,这样就打破了以氏族为基础的家庭关系,建立了大家国家可以直接征税和动员的核心家庭,这样秦国就拥有了对国家资源进行总动员的能力。为了保证这一点。商鞅对一家含有两个以上成年男子的家庭课以重税。
    此外商鞅要求各级官员提交年度总结和来年展望报告,称为“上计”。“上计”包括“十三项数字”:境内仓、口之数、壮男、壮女之数,老弱之数,官士之数,以言说取食者之数,利民之数,马、牛、刍之数。
最后是贵族,后者是影响国家动员能力的又一障碍,商鞅的首先无情剥夺了贵族阶层根深蒂固的特权,然后建立起了一套严格以军功为基础的二十等爵制,“富贵之门必出于兵”,结果在全社会营造了一种尚武风尚,人人都希望在军中效力。
   所有这些在前一段时间热播的《大秦纵横》中有着集中的体现,最有意思的是五国攻秦,一个秦族抓住了燕国太子,燕国太子试图利诱秦卒将其放走,可秦卒却说:“自己的富贵全在太子身上”就是不放,无奈,太子跳崖,但结果还是被秦卒给拖了出来拉回秦国领赏,这个事情足以看出商鞅之法的影响力。
     正是在这种体制的作用下,秦逐步削弱六国,最终在秦始皇时具备了统一的各方面条件,而此时法家的另一代表人物韩非出现了,其《初见秦》一文中心思想就是由当时的强秦完成大一统:
  
  臣闻:“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为人臣不忠,当死;言而不当,亦当死。虽然,臣愿悉言所闻,唯大王裁其罪。
注:我们知道韩非是韩国人,可是却完全从秦国的角度考虑问题,这绝不是叛国和不忠,而是情势之所然,当时统一已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而秦国就是诸侯当中唯一有能力完成这个统一的诸侯,所以天下有识之士莫不向秦,天下士人莫不想到秦国一展抱负,很快秦国就成了人才的汇聚地,韩非子之师弟李斯的《谏逐客令》便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这一点。因此此时的民族主义已经成为一种不合时宜的坚持,是愚忠,是置天下苍生和黎民百姓之安乐于不顾。事实上这样的情况在世界史上屡见不鲜,比如19世纪中叶的普鲁士与德意志,西西里岛与意大利,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期的延安与中国等。以延安为例当时大量的青年学子冒着生命危险奔向延安。
  臣闻:天下阴燕阳魏,连荆固齐,收韩而成从,将西面以与强秦为难。臣窃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谓乎!臣闻之曰:“以乱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顺者亡。“今天下之府库不盈,囷仓空虚,悉其士民,张军数十百万,其顿首戴羽为将军,断死于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白刃在前,斧锧在后,而却走不能死也。非其士民不能死也,上不能故也。言赏则不与,言罚则不行,赏罚不信,故士民不死也。
注:这里“天下”一词的内涵很值得我们注意,在这里它不是我们一般理解的所有诸侯,而专指六国。我们都知道语言是时代和历史的最佳记录者,天下一词在韩非子那时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所指完全是由当时的社会情势问题了:六国本身已经高度腐化,成为历史的垃圾:天下之府库不盈…言罚则不行,赏罚不信,故士民不死也。而秦国自秦孝公以来就励精图治,造就了其国富民强的大好局面,所以很自然的,秦国成了六国,也就是天下的对立面,而后者成了前者要清理、要统一的对象。而这就是韩非子在下面要说的了。
    今秦出号令而行赏罚,有功无功相事也。出其父母怀衽之中,生未尝见寇耳。闻战,顿足徒裼,犯白刃,蹈炉炭,断死于前者皆是也。夫断死与断生者不同,而民为之者,是贵奋死也。夫一人奋死可以对十,十可以对百,百可以对千,千可以对万,万可以克天下矣。今秦地折长补短,方数千里,名师数十百万。秦之号令赏罚,地形利害,天下莫若也。以此与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故秦战未尝不克,攻未尝不取,所当未尝不破,开地数千里,此其大功也。然而兵甲顿,士民病,蓄积索,田畴荒,囷仓虚,四邻诸候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无异故,其谋臣皆不尽其忠也。
注:尽管秦国有那么多的优势,可是却没有统一六国:然而兵甲顿,士民病,蓄积索,田畴荒,囷仓虚,四邻诸候不服,霸王之名不成。为什么呢?谋臣不忠:知而不言,言而不当。接下来就是这种不忠的表现,并针对性的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臣敢言之:往者齐南破荆,东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韩、魏,土地广 而兵强,战克攻取,诏令天下。齐之清济蜀河,足以为限;长城巨防,足以为塞。齐,五战之国也,一战不克而无齐。由此观之,夫战者,万乘之存亡也。且臣闻 之曰:“削株无遗根,无与祸邻,祸乃不存。“秦与荆人战,大破荆,袭郢,取 洞庭、五湖、江南。荆王君臣亡走,东服于陈。当此时也,随荆以兵,则荆可举;荆可举,则其民足贪也,地足利也,东以弱齐、燕,中以凌三晋。然则是一举而 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邻诸候可朝也;而谋臣不为,引军而退,复与荆人为和。令 型人得收亡国,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庙;令率天下西面以与秦为难。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一矣。
……
注:本篇过后就是韩非子关于如何统一的各种战略和战术的论述, 比如著名的《孤愤》、《五蠹》等,这里我们就不一一介绍了。我们知道在韩非子这种思想的指引下秦国最终一统六国,只是可惜他本人没能看到:韩非子入宫不久,便死于同门李斯之手,不过后者虽然害死了韩非子但并没有消灭其思想,这很好理解他自己也是个法家,只是自己学艺不如韩非子那么精罢了,实际上这就是其将韩非子置于死地的原因之所在:妒忌。韩非子死后李斯便成了法家的第一代表人物并最终协助秦王统一了六国,至于后来的焚书坑儒还有指鹿为马这就是后话了,这里我们就不做讨论了。
    先秦诸子虽说有百家之多,不过主要的,或者说有相当影响的只有九家,除了我们主要论述的儒家和刚刚提到的法家之外,还有墨、法、名家、阴阳、纵横、农、杂家七家。下面我们重点介绍一下这七家:
1、道家
   道家以老子为宗,孔子将所有的问题归结为周礼的不实行,而老子则相反,其把所有的问题归结为周礼的实现,“仁义出,有大伪”,因此孔子要复周礼,而老子则彻底否定周礼回到周礼之前“小国寡民,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人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显然这是一种倒退并不能解决时代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新”也是一种方法对头,结果有问题之“新”。
2、墨家
   墨家以墨子为宗,主张“兼爱非攻”,这种思想主要反映了手工业者的利益,这很好理解,手工业者对土地不像农民那样迫切,这导致了他们的忠孝意识很淡薄,后者是典型农耕文明的产物,于是他们对战争一是很难理解,而是即便参战也不会全力投入,绝对不会成为好士兵,所以他们在骨子里是反对战争的,只会使他们的利益受到损害。墨子的“兼爱非攻”就是这种本性的直接表达。
3、名家
   名家以公孙龙为代表,其最最著名的就是“白马非马论”,名家是周礼失去现实性之后人们在思想上陷于混乱的产物,其与在苏格拉底时期的雅典出现的智者同属一类。这种思想没有任何的建设性,不过如果破坏也可以视为一种建设的话,名家还算是具有建设性的。
4、阴阳家
   阴阳家以邹衍为宗,其核心思想是“阴阳消长,五行转移”, 认为宇宙万物与五行对应,各具其德,而天道的运行,人世的变迁,王朝的更替等,则是“五德转移”的结果。其之所以能够取得很大的影响主要是因为其断言周室已衰,五德已经转移到秦国身上。从这个意义上讲阴阳家与法家是一致的,都是瞬移了历史潮流,是一种正确的“新”。
5、纵横家
   纵横家以鬼谷子为宗,“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韩非子)这里的“强”主要指的是秦国,而“弱”则是六国。纵横家没有固定的原则游走于两种政策之间,朝秦暮楚,事无定主,反复无常,其代表人物有苏秦和张仪,前者以纵为主,后者以横为主,就历史功绩而言,后者功绩最大,顺应了历史潮流,加速了秦国的统一步伐。
6 、农家
    农家以许行为宗,农家将农业生产视为一切之根本,是农民利益的直接代言人,对于农家《淮南子》中有一段话很全面:“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国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人力,是因群生逐长,五谷繁殖。”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农家还是一种进步的学说,事实上,汉以后农家的思想并没有消失,很大程度上为儒家所吸收。
7、杂家
   杂家以吕不韦为宗,是秦国大一统的产物,当时秦王嬴政尚年幼,吕不韦独揽秦国朝政,为了早日完成大一统,他组织了天下有才之士,其实就是儒道墨等思想派系的优秀分子编写了《吕氏春秋》用以作为统一的思想指导。
这里我们重点介绍一下梁漱溟这位“最后一位儒家”的新儒学。之所以选择这位老先生,考虑很多,最主要的还是其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继承或维新化之类,而是运用中西对比的方法揭示了儒学的很多不足,然后加以改造,并在现实中予以运用,其“乡治运动”就是其理论的运用,而且还在当时产生了重大影响。
再有就是从某种意义上,我们所谓的改造与其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都在运用东西对比的方法,而且也得出了一些相似的结论,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改造可以视为其改造的继续,一种历史和逻辑上的延伸。
好了,言归正传,我们看到, 粱首先看到了中国文化或者说儒学本身的问题:
其一是幼稚:凡古宗法社会、古封建社会之形态迹象往往犹存;其二是老衰:历史既久,浸浸一切入于僵化凝固,徒存形式,失其精神,如后世所称"名教"、"礼教"者难免成为人生桎梏。其三是不落实:往往离现实而逞理想,即以理想代替事实。其四是暖昧而不明爽:如有宗教无宗教,是国家非国家,是宗法非宗法,是封建非封建,有民主无民主,有自由无自由,……既像如此,又像如被,使人有疑莫能明之感。凡此五病总坐在理性早启、文化早熟。孔子既于此有其功,同时就要分担其过。

但是中国文化和儒学也有自己的优点,那就是一种道德主义,也正是基于这一点,他又看到了西方文化或者说西学的问题:
西洋人……使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产生了罅隙……很深刻地划离开来。就弄得自然对人是很冷,而人堆自然更是无情,无复那古代以天地拟人而觉其抚育万物,像对人类很有好意,而人也恭敬他,与他相依相亲的样子。并且从他那理智分析头脑把宇宙所有纳入他那范畴化为物质,看着自然只是一堆很破碎的死物,人自己也归到自然内,只是一些碎物合成的。……西方人对个人利益的理智计算,使得宇宙和人生断裂隔阂,矛盾冲突,无情无趣,疲贻垂绝。西方人不能从他们的同伴哪里获得精神上的安慰,因为其对人分别划清界限,计较之重,一个个的分裂,对抗,竞争,像是觉得只有自己,自己以外都是外人、敌人,即使家庭本身也免不了这种卑鄙的争辩,开口就是权利义务,法律关系,甚至父子夫妇之间也都如此。 …… 这种功利主义的计算使人完全成了机械,要窒息而死。
因此,他认为融合,互相学习和借鉴是必由之路:
西方积极进取的世界观将取代沉迷于睡梦中东方态度并由此而解决其因消极态度而在中国产生的问题。东方的精神生活也将有助于控制西方的实利主义,这样东西方都经过一番改造,一个优越的新文化就将出现。
     为了实践自己的理论,或者说对儒学的新认识,梁漱溟先生将教育作为改造中国、拯救中国的关键,教育方面又以乡村为重点,通过乡村教育来创造一套新的基层组织,该组织用具有教育、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职能,并将最终成为改造中国,拯救中国的主要力量。这个组织用梁漱溟先生自己的话讲可以视为“中国古代‘乡约’组织的一种补充改造”,
    是一个自愿发起并自发维持的社会组织,通过它村民将共同合作以解决他们的经济、教育和武装的需要,而这些是独立于官府以外的。同时,他们互相监督并使彼此的道德品质臻于完善,它的一些作用是依靠传统模式来完成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调节纠纷,为集体树立正反面的典型,它的核心是道德,是一个“有望于众君子的组织”
梁的这一套做法与简单模仿西方教育的做法有着根本的不同,对于后者,梁是持否定态度的,这在现在看来是不可理喻的,但是在当时看来却是合理的:近代以来,中国国门大开,被迫与西方展开了不平等的交往,为了图强、自救,从清政府到民国都有意识的学习西方的教育制度,学习西方的文化知识,不可否认这些对中国的现代化和民族独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我们也看到,盲目的复制导致大量的教育根本就是无用的,对当时的中国毫无用处而言,尤其是针对农村,这种现象更为普遍。教育完全与现实脱节,少数受过教育的人成为首位新贵族,对社会毫无贡献,却在城市里享受着现代的西方生活,完全是社会的寄生虫。鲁迅笔下反复批判的所谓“假洋鬼子”“高等华人”其实就属于此类。
关于这些情况当时有很多记载:
现在的知识阶级成了一个不能再得到社会全力支持的堕落的寄生贵族:其举动挥霍如官僚阔人焉,衣履服御,饮啄娱乐,虽曰细末哉,然则其间既有贵族与平民之不同。
……
但是如今西方的影响造成了一种公开的贪婪的气氛。这种气氛充斥各处,使人看不到“人生真义”,教育简直成了变相的商品交易,成了获得文凭以作为享受“高等生活”的本钱,它同时也助长了那种颓废奢侈的习惯,使青年人养成了一些技巧,而这些技巧对大众的需要基本上是无用的。
……
中学毕业者不能从事农业和工业。即乙种之农工商业学校之毕业生亦不多适于农工商业,与中尤以农业为最不适宜于实际……其毕业者舍求谋差事外,一无可为焉。故自乡间人家言之,家里多一学生即多一废人。
……
乡间儿童到县里入了高等小学以后,便对他旧日乡村简朴生活已过不来,旧日饭食亦不能吃了,旧日衣亦不能穿了,茶亦没得喝,烟亦没得吃,种种看不来,种种耐不得。而乡村农家应具的知识能力,又一毫没有,代以学校里半生不熟绝不相干的英文理化知识,乡间的劳作一切不能作,代以体操打球运动与手足不勤的游惰习惯。
                                            转引自《最后的儒家》P143-145
为什么会这样呢?首先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看,教育属于上层建筑的,在一个社会内部在一定阶段也会出现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符合、不适应的现象。而这里之特殊性还在于此时的上层建筑完全是从另外一个社会肌体中移植过来的,不适应就很好理解了。
具体来讲,西方是发达的工业社会、社会已经高度社会化,工业是社会的基础,而中国当时整个经济分两块,一块是沿海城市的少数在西方刺激下产生的现代工业,而另一块,也是主要的是广大的相对自给自足的乡村腹地,是农业文明,这样一来西方的很多东西不适宜中国就可以理解了。
而梁漱溟的理论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梁漱溟的学校里,学生学的都是一些与农村生产密切相关的东西,学生甚至自己种菜、生产一些小工业品。此外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和晓庄师范很大程度上也是针对这种情况而产生的。
事实上,同样的问题在建国初期也出现过,1949年中国共产党从国民党和美国手中接管是一个高度分裂的经济体系,出了上面提到的两块之外,还有一块是日本经营了20多年的东北工业基地。共产党要做的很大程度上就是把三块经济融为一体,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偏城市和工业,轻农业的问题,导致农村很苦,大量的剩余被用于工业化、城市化,高等教育基本上与农村无缘,毛泽东为了改变这一点,发起了一系列运动,而最著名的就是文革了。毛泽东否定正规的学校教育,提倡乡村教育、职业教育、赤脚医生等等。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现在的这种大学教育,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棊、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时怎样交换的。
历代以来的状元都是没很出色的……凡是当了进士、翰林都是不成的,明朝时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父子两个,一个不识字,一个识字不多,是比较好的皇帝……现在的考试方法是对付敌人的方法,而不是对付人民的方法……还是考八股文的办法,我不赞成,这种考试方法我看要完全改革。
                                       转引自魏飞德《历史与意志》P201-202
但是我们又看到尽管如此梁在很多方面还是出现了问题:
举例来说,乡村建设运动在当时是一种救济农村的行为,也是一种农村的自救行为,其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封闭性,当时农村经济还是相对自给自足的,乡村运动的重点很大程度上是孔子式的克己复礼,是在用道德重建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讲它甚至是反动的,而正是这一点就被试图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日本人看到了:
据说,自卢沟桥事变以来,东亚新秩序计划的初创阶段已经完成。目前华北的治安和经济重建问题尚未解决。它们是实现新秩序的基本障碍。当我们考察共产党人进入我们赶走了蒋军和地方部队的那些地区时,我们感到这个问题更为重要。自然第一步是消除农村武装,但是这种活动不能无休止的继续下去,在这方面,我将提出梁漱溟的乡治理论,它似乎可以被考虑用来服务于这一目的。
建国后儒学在大陆再次衰落下去,尤其是文革时期,这与当时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环境是密切相关的,当时中国盛行共产主义,而在共产主义的学术体系里,儒学所代表的是没落奴隶主阶层,是进步的反对者,是逆潮流而动,所以要批判,要否定,在这方面巴金,范文澜、白寿黎等是代表。以巴金为例,他曾以“萧甘”的笔名写了一篇题为《孔老二罪恶的一生》的文章,单是从标题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了:
春秋时代,我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如火如荼的奴隶起义和新兴地主阶级的夺权斗争,猛烈冲击着奴隶制统治的基础;失败的奴隶主阶级,千方百计企图恢复自己失去的“天堂”。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复杂。
……
从十五岁起,孔老二就下死劲学习周朝奴隶制的典章制度,学习奴隶主贵族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梦想将来出人头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孔丘切望结交有权势的人,一步步爬上政治舞台。有一次,鲁国新兴地主阶级分子季孙氏设宴招待宾客。刚死了娘的孔老二,认为自己是贵族后代,不顾身上披麻戴孝,也赶去参加宴会。还没踏进季孙氏家门,季氏的家臣阳虎迎头给他一顿臭骂,把他赶下台阶。孔老二意识到,新兴封建社会势力抬头,奴隶贵族就要倒霉。他咬牙切齿要为复辟奴隶制卖命。
……  
后来,古今中外的反动统治阶级,就把这些黑货当作统治人民的思想武器,把孔丘吹捧为“圣人”。其实,孔老二是个十足的反革命老顽固。在我国历史上,劳动人民从来是站在反孔斗争的前列,是批孔的主力军。历史上历次农民革命斗争,从陈胜、吴广一直到太平天国,都猛烈冲击了这个被反动统治阶级尊为“圣人”的孔老二,以及他的反动思想体系。他们对孔老二的批判,一次比一次更勇敢、更深刻;他们这种反孔的革命精神,在我国劳动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上,永远放射出不朽的光芒。
                                 
而改革开放以后情况则不同了,伴随着国力的增强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削弱,儒学再次为人所推崇,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现在,而当下最集中的体现无疑就是这次高考改革了。
不过我们也看到这种推崇更多的还只是表面层次的推崇,到不了学术层面,或者说根本就对现实问题的解决起不到任何作用,在这方面于丹是典型,她直接把孔子变成了一位养生大师,在其代表作《论语心得》一书中她认为:
   《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
不过我们看到也有唱反调的,比如李凌就是一位,他就写了一本《丧家狗:我读论语》,在书中他写道: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在面对众人的职责时,他坦然的说道:
我的研究是针对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复古狂潮,一种近乎疯狂的离奇现象。我觉得早该有人出来讲几句话了,哪怕是一个不字。不是跟哪位过不去,只是本着学者的良心,说几句再普通不过的话。我不忍心,我可爱的中国,就这样被糟蹋下去,被一大堆谎言、谣言编织起来自欺欺人糟蹋下去。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尽管李凌是一位有良知的学者,但是仅就学术而言,他并没有在孔子与儒学研究这个领域促成多少进展,要么流于考据,要么体现出中国传统思维的致命弱点:抽象思维薄弱,举例来说,李凌在解读《论语》第六章第二十六节中“井有仁焉”一词时先是传统抽象思维薄弱的制约,对这句话无法理解,然后又是考据,认为这里的“仁”应该是“人”,这样才合理:
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6.26)
凌解:“井有仁(人)焉”,井里怎么会有“仁”呢?真是太奇怪了。皇疏于这个“仁”字(第二个“仁”字)下加了个“者”字,等于说掉进井里的是仁者,但只有仁者掉进井里,才有救不救的问题吗?不像话。这是不破读。其实,原文的第二个“仁”字,不过是“人”的借字。《论语》中,“仁”,“人”混用,例子不止一处。如《宪问》14·9“问管仲。曰:‘人也。……’”应读“问管仲。曰:‘仁也。……’”这里宰我的问题是,对“仁者”来说,假如有人告诉他,说井里有人,他会跳到井里去救他吗?
而实际上这句话根本就没那么道道,只要稍微用一下抽象思维很快就能理解,仁所代表的是一种行动,所谓井里有“仁”就是说井里有事情,与仁者相关,打个比方,有一个人掉进去了,仁者去救,然后我们就可以说“井有仁焉”,当然了也未必一定是个大活人,比如一个死者,被谋杀的人,我们同样可以说“井有仁焉”,因为仁者爱人,仁者就是君子,就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再比如说里面也可以是个物件,比如先王遗物,甚为仁者,人臣,当然有理由下去取出来,当然了未必自己亲自下去,君子不器嘛,总之这里说“井有仁焉”肯定是没问题的!
  什么是儒学
    通过以上六个方面的分析和阐述,我们现在可以给儒学下一个定义了。
我们认为儒学本质上是一种前现代的残留,它代表了早期人类,也就是氏族和部落阶段的一种原始集体主义,这种集体主义基于血缘和宗族。
家国同构,所谓国家不过是一放大的家庭。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反映的就是这一点,权力的基础是一种家长隐喻,社会的目标的是和谐,是治乱,是一种基于血缘和宗亲的高低贵贱的秩序。它本质上是一种静止的历史观。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学是一种区别于西方知识、真理意义上主体的主体哲学,正是在这种架构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权力观、历史观、自然观、伦理观、技术观等等。
而这种主体哲学在各个民族的早期历史上都出现过,但只在中国获得了长久的存在和发展,这主要得益于中国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这种哲学就其本质而言蕴含了人类的未来,一个新的大一统,但是它只能提供大体的图景,比如孔子的大同社会,它无法提供最终的图景,因为它在本质上是反历史的,儒学可以作为目标,但却不能作为手段。
这种哲学伴随着交往的深入必然消亡,它在某种意义上是落后于停滞的代名词,它没有发展,只有一次次的治乱循环,而且是一种恶性循环,它自身无法跳出自己精心设计的圈子,职能依靠外力,也就是被迫交往和冲击。
这就是儒学的未来:一种复兴意义上的消亡!
发表于 2013-11-29 11:12:59 | 显示全部楼层
欢迎发帖。你的每一个帖子和回复,都是给自己创造一个展示的机会,也是对原创团平台的一份支持。
发表于 2013-12-4 21:33:48 | 显示全部楼层
欢迎朋友前来投稿。百家之谈。
发表于 2013-12-4 22:28:27 | 显示全部楼层
一看到儒学脑袋就开始发胀。
发表于 2013-12-4 22:29:03 | 显示全部楼层
好像是一本学术专著。
发表于 2014-9-8 11:35:54 | 显示全部楼层
对“学而时习之…”的分析很有见地,后面的好象要差一些了。也许是我对儒学不了解的缘故
发表于 2014-12-27 10:34:32 | 显示全部楼层
宣讲儒学不错!建议可否普及化趣味话,因为好多人看不懂。
发表于 2016-5-18 22:08:00 | 显示全部楼层
因为在忙,好久没来原创团了,今天打开网页一看,这个题目真把我吓到了。我是反儒学的,一直认为儒学就是中国文化中的糟粕,周公和孔子也是我最痛恨的两个家伙,只要有人提到这些败家玩意儿,我就像想破口大骂。不管历代统治者怎么推崇儒学,孔子的理想也从来没有真正地实现过,事实证明,它不仅从前没用,对现代社会也没一点实际意义。用两千年前的药方来治现代的病,不可笑吗?如果说要改造,我看不如重建,现在还有人把那些过了气的东西翻来翻去的讲,除了找到一点文字上的趣味,真没啥意思。另外我也不认为儒学就是哲学,所谓的哲学是用科学的方法解决神学的问题,基手段就是逻辑学,中国人缺的就是这东西。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立即注册

本版积分规则

QQ|申请友链|手机版|小黑屋|创新团网 ( 京公网安备:11010802012962号 :京ICP备13041948号  

GMT+8, 2020-2-21 17:21 , Processed in 0.121549 second(s), 30 queries .

Powered by Discuz! X3.2

© 2001-2013 Comsenz Inc.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