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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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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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8-30 14:45:4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出版投稿
写作进度: 写完一半
作品字数: 156000 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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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方式:
作品版权: 完整版权
出版方式: 正常稿酬出版 
内容简介: 小说用第一人称的创手法全景式讲述了主人公战乱年代的人生际遇和世事变迁。
他祖上出身“三代秀才”之家。
父亲是著名的秦史大家,
母亲是妇女运动的积极参与者。
而他却命运多舛,呱呱坠地,曾遭遗弃。
年少时又随革命父母几度辗转,颠沛流离。
看尽国破家亡的苦难苍生,特殊的家庭背景让他更深刻直接地面对战乱带来的变革和疮痍。
一段不同寻常的求生、求学路,
一段动乱年代的下放经历。
无奈又无辜,耕作穷乡僻壤,
怎奈天意如此,其实并非如此。
作者自荐: 之所以要完成这部作品,源于我对一位老人的承诺。
这位老人是我通过一个很要好的朋友认识的。
几次接触下来,感觉老人的经历很特别很有一些传奇色彩。况且他对人生的两次不同经历有着与他人不同的感受和认知。加之他不同于常人的家庭背景让他更深刻、更直接地面对战争带来的家庭转化和社会变革,国破家亡的疮痍,求生奋进的世事苍生。让老人无法释怀。于是我便有了写下来与人铭记那段历史,思考现实的想法。老人很爽快地答应了我,并愿意把自己的人生经历说出来与人们分享。只可惜,作品接近尾声时,老人再没给我机会便仙逝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好在大部分已经记录下来,形成下面的这些文字以飨读者诸君,也算作对老人的一种慰藉和交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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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封面: -
作品目录: 第二章:惊睡梦,夜半枪声掠羊城
捣蛋鬼,一条咸鱼度年关
备注: -
  
第二章:惊睡梦,夜半枪声掠羊城
        捣蛋鬼,一条咸鱼度年关
一九二七年,广州。
在我的记忆中,唯一真实而又深刻的有这么几件事情。
我记得,我们全家四口人住在一栋红砖、红瓦的楼上,楼梯是木制的,镶在楼房的外墙边。也就是说,我们一家人,可以不进楼就能回到自己的居室。这栋楼在一个胡同的最深处,前面有铁门栅栏。庭院是草坪,有花池和池塘。唯一不方便的就是上街,必须通过胡同的铁门栅。而这道铁门栅每晚八时后就上锁关闭了。
有一天晚上,大概是凌晨时分吧。正在睡梦中的一家人突然被一阵急促地枪声惊醒了,父母亲分别抱起我们小哥俩,跑到楼下的草坪里,让我们躺在地上别动。耳边听到的都是子弹呼啸而过地尖利叫声、冲锋声、喊杀声,嘈杂的各色声响混在一起乱作一团。
我只听到父亲低声地对母亲说:“白带子过来了,红带子又回来了·····”!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我当时一点都没听懂,当然也不知道害怕。星光下,我发现草丛里有只绿色的小蚂蚱,正往我身上爬上过来,我不错眼珠地盯着它,猛地伸手捉住了它。心里暗自得意,看你还往哪里跑。
这时候,三叔(马子谷,又名马式材)、六叔(马子任,又名马巨材)、王伯伯(名王昌明)从房上跑过来,他们手里都提着手枪,脖子上缠着红色的带子。
三叔问:“二哥、二嫂,你们怎么样”?“孩子们没事吧”?
父亲说:“我们都没事”。
“那你们赶快走吧?找个安全点的地方躲一躲,这里马上会进行巷战的,太危险了”!六叔也赶紧凑过来急切地说。
“巷子口的铁门栅锁着,弄不开呀”。
“那快点,从这儿翻过去吧”!三叔指了指临近楼梯的平房。
王伯伯一把抱起我,六叔抱着哥哥,三叔和父亲扶着母亲,从楼梯爬上了临近的平房,又从平房上转移到地上,拐了几个弯,来到大街上。进入了闹闹嚷嚷慌乱逃避的人群,匆忙中,我听见父亲说:“看,弄堂里已经起火了,亏了你们来得及时,算是逃过了这一劫········”
很多年以后,我听父亲在和友人的一次谈话中,曾经回忆起这段经历,才从他们的只言片语中得知部分情况。
这次枪战,就是当年的“广州起义”。
12月11日凌晨3时半,沉睡的羊城,被枪声惊醒。因为是夜战,怕分不清敌我伤及自己人,双方分别用红带子和白带子作为标记。这次战斗红带子败了,在领导这次起义的共产党人中,我听到了徐向前的名字。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写到过这时的广州:“全市火光烛天,尸体狼藉。市民均被迫以红巾系颈,表示拥护红军,否则格杀勿论。张发奎匆忙前往肇庆,急令黄琪翔回师平乱,黄氏乃率部反穗。张、黄二人以共党在后方捣乱,破坏其一统两广的大计,愤恨之余,遂也恣意杀戮。下令凡见颈系红巾的,即格杀勿论。人民分不出孰为红军,孰为第四军,只知有红巾亦死,无红巾亦死。一时广州全市全城鬼哭狼嚎,无故人民被杀的不计其数。大火数日不绝,精华悉被焚毁,实为民国成立以来鲜有的浩劫。”
王伯伯随最后撤出广州城的“收容队长”徐向前去了。
徐向前率领队伍一路追赶,赶到花县,才找到从广州撤出来的部队,成立了红四师。当然,所有这些,都是后来才知道的。
三叔和六叔还有父亲好像还有别的什么事缠在身上,私下里嘀咕了许久,最终带上四姑、母亲和我们兄弟俩,一大家子7口人仓促奔向码头。由于太过匆忙,几个人搜遍全身也不见分文,万般无奈之下,还是母亲卖掉了一枚金戒指,靠着这点钱,乘海轮由广州到了上海。
在上海住了不长时间,我不记得大人们的事,那个年龄,我除了记得吃,就是和哥哥一起玩。
关于吃,我记得特别清楚。七口人,只有一个面盆,一个茶缸一只汤勺。用洗脸盆做一盆饭,七个人分批吃。才是咸菜,酱豆腐。我每顿能吃两茶缸。大人们都笑话我,说我是个小饭桶。
好像是三叔从老家里弄出来一笔钱,靠这笔钱,四姑?进一家护士学校学护士。
六叔原来是广州大学学国防化学的,现在也学不成了。“广州起义“后他已经上了蒋方特务的黑名单,是被通缉的人,于是他到汉口去了。
三叔在上海找到了党的关系到新疆去了。我们一家则随父亲到了山东济南。
父亲在济南一个师范学校里教了半年书。放暑假时,举家又迁到北平。住在西域区靠近西口的一个胡同里。这个胡同,解放后为了修建马路和扩建当时的政协,被推平了。
好像这一年是一九二九年,当时我四岁。父亲和母亲又都去了冯玉祥的部队,在政治部工作。他们究竟与冯玉祥夫妇什么关系,我不得而知。不过我们全家倒是经常到冯家去,有时候还住在他们家。
我就记得吃,成天喊饿。难怪妈妈也老说我是个“饭桶”。冯玉祥家的生活很简朴,每天早上是油条、粥、咸菜。中午是馒头、白菜、豆腐。晚上是菠菜汤,偶尔有点肉。
这段时间,正是“冯蒋之战”的前夕。我记得的一件正经事是妈妈经常带我往天津去。每次往返,我穿的毛衣里面都被塞的慢慢的纸,五颜六色的,上面有字。我懂事之后,才知道那是“冯蒋之战”中,冯军的宣传品。当时,我还不认识几个字,因而也没法知道这些宣传品的具体内容。
这段日子里,哥哥在幼儿园里住。我一个人和妈妈在一起,而她照管我的时候却很少。
我当时特别喜欢的玩具是那种石膏做的京剧脸谱,那是我的最爱了,日积月累,我竟积攒下一百多个。红黄蓝绿的各色脸谱好看极了,我想我喜好京剧的底子,大概就是从这时候起打下的吧。父亲虽然不常在家,但他很细心,似乎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时不时地有意带我去王府井东安市场,给我买把木枪或木刀。当我一个人守在家的时候,炕成了我的戏台子,嘴里锵锵锵地念着锣鼓点,生旦净末丑,全是我一个人包了,热热闹闹、乒乒乓乓地随着自己的兴致来。人一得意,就容易忘乎所以。这时候就会有一些个茶碗、玻璃、瓶瓶罐罐遭了秧,我的屁股也免不了让妈妈的鸡毛掸子重重地抽两下。
也正是一回回不长记性挨的鸡毛掸子,让我记住了童年的这段美好日子。不然,也许早被遗忘了。
一九三零年冬天,父亲出远门走了。过春节时,家里只有我们母子三人。母亲从西单菜市场买回一条大鱼,是用三轮平板车拉回家的。
六叔也到北京来了。原因是汪蒋之间的“宁汉”分裂问题解决了。在汪精卫的武汉政府里,也开始搞清共。六叔在那儿呆不住了。
来了六叔,家里顿时热闹起来。有了三个大男人,又是过春节,一家人凑在一起七手八脚地收拾鱼。可当把这条大鱼的肚子划开之后,发现里面有些纽扣,大的七个,小的两个,正与当时中山装上衣的扣子数相同。这条鱼八成是吃过死人?我们大眼瞪小眼地互相望着,猜测着。这样一来,谁也不敢动这条鱼了,想要炖着吃,更是躲得远远地。
多亏六叔身上还有点钱,他又去西单菜市场跑一趟,买了一只鸡,两只甲鱼,我们才算是过了个像样的春节。
不过过得并不痛快。
我和哥哥都挨了一顿揍。
因为淘气,在六叔做菜时,哥哥偷着加了一把盐,我看着挺好玩,不甘落后,也跟着加了一把,结果那两个菜都齁的没法吃,挨打也就成了必然。
也就是这个年,“冯蒋之战”接近尾声,父亲、母亲,六叔和我们俩兄弟离开北平,一同去了河南开封。(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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